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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9九游社交媒体的分类范文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交媒体的分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与世界各地的用户一样，中国互联网用户也流行发短信和分享照片，但中国存在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对中国消费者购买决定的影响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大。中国消费者表示，社交媒体上提到的产品，他们考虑购买的可能性较大；朋友或熟人在社交媒体推荐的产品及服务，他们实际购买的可能性也较大。其中部分原因与文化差异有关：中国消费者对正式机构缺乏信任，因此特别重视亲朋好友的推荐；一般而言，中国消费者对部分新闻媒体和广告提供的信息心存疑虑。一般人反而比较依赖亲友圈和意见领袖的口碑评价，而这些信息往往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分享。

　　中国庞大的在线人口日益富裕，培养了一群以社交媒体作为品牌和产品决策重要信息来源的消费者，对于企业而言，这些社交网站的意义重大。然而，中国的社交媒体版图复杂且规模庞大，而且社交媒体用户存在差异性：加入社交媒体的动机不同、使用模式也不同，这些都是企业在拟定社交媒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的调研指出了六种使用者群体，了解这些目标细分有助于企业分析消费者，从而对各类业务活动，如产品开发、品牌和营销战略、销售机会挖掘和客户的服务与支持等形成深入洞见。

　　本报告将回顾我们在调研中的发现，提出企业如何利用中国社交媒体来创造实质价值。首先，审视中国的数字发展阶段及社交媒体版图；接着，深入探讨中国消费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以及各个细分用户群在使用行为和偏好上的区别。最后，我们将探论企业在应对社交媒体用户时所遭遇的困难以及克服这些困难的策略。

　　中国互联网用户的扩张速度堪称全球之最。到2011年12月，中国共有5.13亿名互联网用户，而德国只有6700万人，印度1.21亿人，美国2.45亿人(图1)。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是年龄不到35岁的群体，其中25-34岁的用户群占40%；中国约有2.5亿名互联网用户集中于一二三线；超过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每周上网12个小时以上。

　　互联网日益普遍，加上在线支付系统逐渐成熟，以及物流服务可靠性的提高，推动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成长，两千多家公司希望自己像美国亚马逊(Amazon)一样成功。预计到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规模将增长3倍，销售额达2.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200亿美元)，比预估的美国市场规模大20%(图2)。电子商务兴起为品牌业者带来一个诱人机会，那就是如何刺激利用社交媒体搜寻产品信息的消费者立即进行在线采购。

　　这些消费者目前主要是通过个人电脑上网，但正快速转向移动设备。在我们访问的手机用户中，约有50%的受访者表示计划在六个月内购买智能手机；35%已经使用平板电脑，而目前没有平板电脑的消费者中也有1/4计划来年购置。约58%的受访者称至少每周一次用智能手机浏览社交媒体，美国消费者的比例则为43%。

　　由于中国网民无法访问Facebook和Twitter之类的社交网站，主导中国社交媒体版图的是中国本土网站。调研指出，最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社交媒体分别是：QQ空间(44%的受访者表示QQ是他们使用最多的网站)、新浪微博和人人网(各占19%的受访者)、腾讯微博(8%)和开心网(7 %)。

　　本调研的关键发现如下：ƒƒ在内容获取上，社交媒体的使用已逼近门户网站，有40%的个人电脑使用者通过门户网站取得内容，36%通过社交媒体；不过，搜索引擎还是最大的内容来源，有80%的个人电脑使用者运用搜索引擎获取内容。ƒƒ中国互联网用户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比日本、美国来得长。例如，中国消费者平均每天花46分钟在这类网站上，日本消费者仅为7分钟，美国消费者37分钟。

　　ƒƒ不同的社交媒体吸引不同类型的用户。举例来说，喜欢新浪微博的消费者多为收入较高的群体，其月收入在8000元人民币以上(约1300美元)，其中多数人居住在一线城市。中国的社交媒体空间不断扩张，已经包括在线评论产品、微博评论最新科技和服务，以及直言不讳的消费者保护团体大声谴责他们认为拙劣或不合标准的产品。中国的微博博主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例如拥有100万名粉丝的新东方语言老师老罗经常对不良产品和技术发表评论，拥有1200万名粉丝的女星小S则发表对名流和其他热门话题的看法。但目前面临的一项挑战是企业“投放”的内容越来越多，目的是营造对自身品牌的正面效应及对竞争对手品牌的负面影响，但这也使得分析网见更为复杂，同时也凸显了过滤“商业噪音”听取消费者真实心声的重要性。

　　ƒƒQQ空间：为腾讯公司控股所持有，结合该公司热门的互联网信息工具，与MySpace类似，用户可以通过建立个人网页来发布最新信息、照片、视频等。

　　ƒƒ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中文“微博”二字代表微型博客。微博产品提供许多类似Facebook和Twitter的功能，例如发布140个字以内的信息、上传相片和视频，以及朋友之间互传信息等。新浪微博比Twitter早一年半推出多媒体功能。其竞争对手腾讯微博则为腾讯公司控股所持有，腾讯微博主要是从QQ实时消息客户群中招揽用户，且中小城市的用户数领先新浪微博。

　　ƒƒ人人网：人人代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人网的崛起类似Facebook，最初为仅流传于大学生之间，尽管已向大众开放，用户仍多为大学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

　　ƒƒ开心网：也是一个类似Facebook的网站；该公司以在线游戏起家，主攻白领上班族。剖析中国独特的社交媒体用户行为

　　ƒƒQQ连带型：占21%，他们的参与性很低。这类用户是因为使用腾讯QQ实时讯息服务，而连结到社交媒体。但很少实际参与；

　　对于想要接触中国消费者的企业来说，前四大类用户更为重要。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购买模式和影响力都不同，而这些都是企业在思考如何抓住客户时所必须考虑的。

　　热衷社交型：是品牌业者最好的朋友。他们比其他类型用户花更多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平均每天69分钟，而所有用户上网时间平均值只有46分钟。这一群体运用社交媒体建立并维系朋友圈，其中，68%的受访者每天更新生活动态，而整体平均值仅为41%。此外，热衷社交型用户

　　在乎拥有的朋友数量：这一群体76%的受访者认为拥有庞大的朋友圈很重要，而全体受访者中仅有一半持相同看法。我们也发现这一类型教育程度较高，且略低于所有受访者的平均年龄。这类消费者乐意在网站上看到品牌广告，也是最有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了解产品服务的群体：该类型中46%的受访者同意这是社交媒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但只有30%的全体受访者持同样看法。对于品牌赞助的特定用途应用和广告，该类型的态度也最为开放。热衷社交型用户最广泛使用社交媒体来分享产品服务评论，以及告知朋友最近的购买经验。他们也比其他群体更愿使用团购折价券。

　　积极转发型：也是对品牌友好的群体。他们视社交媒体为自我推销的途径。本细分有32%的受访者表示“冲高人气，拉拢粉丝”很重要(相对于平均用户值18%)。他们一般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达到此目的，例如在别人的微博留言、评论、转发视频等。此类型用户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低于平均，大多住在二三线城市。积极转发型用户也愿意在特定品牌产品的网页上留言。此类型4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会团购，69%表示每个月都会花钱买在社交网站看到的产品服务，该比例甚至高于热衷社交型。

　　安静阅读型：也花大量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平均每天55分钟)，但大多数人只是阅读。例如，他们通常会追随几个微博，每天浏览上面的内容，但此类型中只有13%的受访者称会发布评论，只有7%表示曾留言，而且很少在网络上发表原创内容。此外，此类消费者对于社交媒体上的品牌广告持中立态度，这也符合他们的社交媒体行为模式。但他们仍有可能受到博主对产品正面评论的影响。当被问到是否愿意成为在线企业的朋友，此类型与热衷社交型和积极转发型用户一样，表示强烈同意。

　　发表意见型：若应对不当，此类型可能是品牌业者最可怕的敌人。他们平均每天花60分钟在社交媒体上，忙于上传内容，而非阅读内容。此类型中超过60%的受访者把社交媒体视为发表个人意见的重要渠道，而整体受访者平均值仅为26%。与此同时，此类型消费群也不喜欢看到品牌广告，一旦有了某项产品或品牌糟糕的使用经验，他们一定会发布出来。此类型购买社交媒体宣传的产品服务的可能性低很多。

　　我们的六大细分群体显示，采取统一的社交媒体营销策略很可能只是浪费时间与金钱。由于各类细分所能接受的商业活动和偏好的互动模式各有不同，因此很重要的是掌握不同的社交媒体消费行为模式，并针对每一类型部署符合目标消费者的适当战略。

　　企业要从中国的社交媒体获取价值，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许多高层主管不熟悉社交媒体，也不知道如何从数据汪洋中挖掘深入的消费者行为洞见，或是将这些洞见转化为行动，特别是面对中国如此活跃的社交媒体生态圈时更为如此。第二，目前既有的针对社交媒体的分析往往缺乏行动指导性。企业若想参与社交媒体这个领域，就必须建立相关的能力并强调执行力。第三，高管往往不确定如何将社交媒体洞见融入传统的品牌规划流程中，也不清楚组织中应由谁来负责社交媒体，或是如何衡量其效益。我们认为，探索如何通过社交媒体来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企业必须要从以下三大方面进行思考：

　　ƒƒ设定有效利用社交媒体的目标并建立对消费者洞见。企业首先要确定希望通过社交媒体达到的业务目标(如产品开发、品牌和营销战略、销售机会挖掘，以及客户服务与支持等)，同时系统地追踪对竞争对手品牌的评论热潮及消费者观点，从而掌握社交媒体的脉络，并找出对自己品牌有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和个人，特别是拥有庞大粉丝的意见领袖。ƒƒ与社交媒体用户互动。企业应选择一些关键平台来建立关注度并接触目标客户，同时应该界定各平台在整体互动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建立消费者参与的双向对话也很重要，而不是企业自己唱独脚戏。企业应参与有趣的话题，例如通过观察消费者讨论的话题来决定参与哪些话题。此外，企业还可以举办活动，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用户创造正面体验，同时鼓励他们成为品牌的拥护者。

　　ƒƒ组织、IT配套和能力的培养。企业必须明确组织的需求，并招聘人才来填补关键能力缺口。企业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工具来了解了解消费者的讨论，且应将对社交媒体的洞见和和与社交媒体的互动纳入常态的商业流程。企业应确定用来追踪社交媒体绩效的关键绩效指标来并促进跨部门合作，这样才能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机会。

　　中国消费者热情拥抱本土社交媒体为企业创造出独特机会。对这一日渐富裕的群体，企业应更深入了解并与之进行互动。有意利用社交媒体的企业，必须对整个社交媒体版图及各类用户有所了解。如此，企业才能获取有益信息并促进消费者参与。同时，企业必须做好组织和运营

　　对于中国社交媒体的威力，某跨国家电制造商学到了惨痛的教训。在一位知名博主抱怨该公司的产品有瑕疵后，该公司通过微博予以回应，但并未承认产品在质量上出了问题。于是其他消费者随即加入讨论并上传瑕疵家电产品的视频及文字评论，使该品牌形象严重受损。此事件的教训是，企业必须学会社交媒体的游戏规则并依照此规则与消费互动。此外，应该在危机发生前就与关键意见领袖建立关系，让他们参与。尤其是考虑到社交媒体版图的庞大规模，以及消费者的期待，我们认为仅仅由几位专职人员负责投放内容往往是不够的，企业应调整其组织模式，并采用新方式来回应社交媒体上的消费者参与问题。

　　善用社交媒体营销的案例也有，比如2011年6月北京暴雨交加的一天。有人把一个年轻人将杜蕾斯安全套套在鞋子外面防水的照片上传至新浪微博，这篇微博接着被转贴到杜蕾斯官方微博上。归功于网民的热情转发，该微博如病毒般传播，估计有5000万中国人看到。《中国日报》称其为使用社交媒体最成功的营销案例之一。

　　Via:麦肯锡2012年4月林璟骅、温雅力(Ari Silverman)和邱心怡作者简介：林璟骅为麦肯锡台北分公司董事，温雅力(Ari Silverman)为上海分公司董事，邱心怡为麦肯锡上海分公司顾问。

　　新媒体技术既改变了人类进行社会表达与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也改变了我们所生存在和置身于的世界文化格局与面貌。 网络 平台支持了媒介融合，使得媒介传播的基础与环境，媒介承载的信息状态与呈现，媒介受众接受的形式与方式等，在声像化里发生趋同性变异：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符号的整合性运用，使人类的信息传受更容易完成。其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也开始表现出新的特点：互动性传受，成为了当下新媒体传播中一个显在的现象和特征。而互动性对于媒介 发展 ，对于信息传播，是有着重要的文化、社会意义的。

　　媒介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怔的形成，与人类社会及媒介本身的发展 规律 一致。人类所有的努力，都是通过“人化”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改造和利用资源，以方便和帮助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发展。其中既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也包括对社会资源的不断整合。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上，媒介进化：首先是口语、图画、文字符号的渐进出现、使用——如人类早期的亲身人际传播，岩画记录下的生活与劳动片段。 中国 早期的文字记录直至世界范围内印刷图书形成文字信息的大规模复制、传播，再到声音、影像的利用——早期无声电影，再到文字、音、像合一承载、传播信息的出现——有声电影后的电视以至新媒体， 历史 所呈现的媒介进步的轨迹，都表达着人类以前行与发展的态势，将媒介信息的传受，建立在不断兴起的新技术基础上，对媒介符号和元素进行完善地利用并整合。从媒介结构信息世界的完整性角度上看，到文字、音、像等合一的媒介传播形式出现，人类外在的，如声音与耳朵，文字、图像、影像与眼睛等，这两组互为但并在的传受信息的生物显性机能，已得到较为完全的实现。然而，在征服自然之后，其“浮士德”般改造自然的“本能”，使得人类对实现最大、最好、最完善信息传受的努力，尤其显在于形式上，一直没有停止脚步。于是，综合、延伸、拼贴、粘合，单项信息符号向其极致处去利用、发展——图像到影像，多项符号向综合与全面处去组合、联结——网络支持下身临其境的声像即时传递，在interneter，出现与普及以后，人类的传受技能，还在以一种无可限量的前进趋势，经历巨大的变化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整合与开发。

　　那么，什么是媒介传受的最佳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具体的无止境追求的信息传受胜境是什么?美国传播学者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学说”，给我们做了提示。保罗，莱文森把人类社会整个媒介演化过程看作为一个“补救措施”。他指出：“首先我们借助发明媒介来拓展传播，使之超越耳闻目睹的生物极限，以之满足我们幻想中的苛求；其次，我们发明媒介，以便重新捕捉在初始延伸中已经失去的那部分自然”。正像这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使人类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传播，以图书、报纸、杂志等为代表的传统纸质媒介基于文字符号的静态传播，以至在电影、电视为代表的影像媒体的文字、图像、影像、声音的动态传播，已经延伸和扩展了我们用以表达和交流、沟通的可能与方式，并在配合以人类想象的当口，努力回归到真实的生存景况——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但是传统媒体因其传播的单向性和传播符号运用的有限性，依然与人类本身所处的表达与交流的自然此在相去甚远。于是，在媒介符号元素的他在走向自在的发展中，媒介最终要在人类不断的“补救措施”里，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然找回”。由此，媒介演化进程中，有着一定的过渡阶段——电影、电视阶段即是，一侔技术与文化环境具备，就会被再次颠覆并超越。如今，因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新媒体时代集通讯、 计算 机数据与广播电视三网的融合，已让我们回归人类生物自然交流情境的步伐加快。而互动，作为一种符合人类社会与媒介演化规律的人性化表达与交流方式应运而生。

　　如此，体现在媒介信息表达与交流层面上的互动性，是人类在延展和找回的双重努力中的一种媒介传受的呈现方式：它是人类真实社会中早已存在和熟知的行为。为了连接和构建人类作为群体性动物存在的社会，个体间的表达和交流，既是一种需要，也在长期进化中成为本能，形之为人类存在的素质与能力。而互动性在人类交流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显性层面上，作为信息互换与流通的基本手段，可用于人类社会现实的信息表达与交流，以便在一定的自然、社会情境下，形成特定主体与客体间的信息遇合与传播；在实际情形中，是现实存在。在人类社会真实情境中，信息表达的主体和接受信息的主体的实际站位，通常情况下边界不清，可以随时并任意进行身份互换，信息内容传受的流向，多在双向性、甚至多向性的并在下，动态行进、回转。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真实而自然的信息传受，是特定情境下生动而鲜活的生物互动的交流行为。互动性作为人类社会本能和实际应用，存在着也发生着。 电子 媒介所呈现的信息传受的互动性特点，正体现出人类对真实自然“找回”的一种努力与部分实现。

　　在“找回” 自然 的努力中，媒介互动性也现实地模仿了人类社会自然态的信息传受及传播形态，营造、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与传统大众媒介的传播不同，以往大众媒介是在信息传受之前，早已给定传输主体与接主体的身份，而各自安守本分，以完成单向性的信息传播行为。传播活动一般由掌握媒体资源的组织或机构发起，大众则作为受体被传输信息。其中，传播主体的组织、机构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利益驱使出发点的不同，传输平台的垄断地位等特点，使传统的大众传播在社会功能方面，附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利益纷争及社会使命等大社会成分。

　　其实，一种新的媒介总是应人类生存和 发展 的某种需要而出现，其后才被有心的组织或机构，因 经济 或 、文化的功利目的，去运用甚至利用。所以，传统媒介的单向性和垄断性，并不是媒介存在的本原形式，当社会与科技的发展，足以支持媒介自在存在，属于媒介本质的自然形态就能再次出现。在 电子 技术所建立的开放式平台上，媒体的垄断被突破，只有拥有一定经济或资源的组织与机构担当信息传播主体的 历史 被改写，传受主体的规定性被打破。在大众传播所具有的限定性与规范性、利益竞争性与意识权威性等，不再是新媒体全部而统一的信息表达模式的时候，人类个体开始成为媒介信息表达和交流 网络 上的主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工作时或在家里接触到因特网的无限空间，通过印刷文字和音频开辟了新闻、娱乐和商业史无前例的空间。”处在电脑终端的每一个主体，既可能是传播的主体，也可能 是接受的主体，并在信息传受的过程中，随时进行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

　　在即时而互动的信息互动和身份互换中，表达与交流的主体也模糊了传与受的界限。信息内容的严正与重大被祛魅，更多是对如正发生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和信息的表述：没有特别准备的主题，向庸常生活层面下移和倾斜。或者完成陌生主体的相识，或是完成一次商业交易，或是进行一回信息互换，不管信息传受实现的是怎样具体目的的表达与交流，在双向或多厨的媒体信息传受中，新的媒体信息传播，更多以日常与平常意味，完类媒介中的社会交流与表达，并形之现实、日常的生活模线，信息传受的随意、随时性

　　“数码平台包含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式”，新媒介技术平台能综合运用文字、图画、声音与影像等符号，并结合静态与动态传播形式，使得当下媒介信息传受亲和性和日常性得以出现、加强。没有在语言、文字、音像上的公众社会规定性，信息的构成，从形而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云端，降落在生活的世俗场域，新媒体传播更多采用、体现为生活常态中的表达、交流形式，让信息传受过程紧紧贴近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状态与活动。于是，信息传播在互动的形态中，其表达与交流的过程和状态，是随意的。这种随意性最显在的表征体现在口语的广泛运用上。口语，“被称作信息的第一载体”，“被称为早期人类交换信息的重要形式”。口语作为一种无中介的传播，“具有一种交流的亲近性、直接性和生动性”。因为表达与交流内容的日常性，带来了口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广泛运用。而个性化交流和不同语气、语调，也被这种对口语的运用，带到信息传播中来。其次，在文字以外，音频、视频的运用，比如在msn平台上的信息传受时，人的语音与影像能够同步出现，更加强了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如同自然发生的表达与交流，传受主体以各自的声音、影像，随意进行日常联络。再次，声音与影像的在场，体现出人类交流的生动性与形象性，使信息传受成为一个模真的跨地域的人际交流过程——音像毕竟是现实通过技术而实现的再现。这样，信息互动以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真实的状况，因需要随时形成和发生。

　　既然是人类自然“找回”的努力和真实社会的模真，媒介最大限度地表达、呈现着人类现实的存在，是互动性体现出的媒介存在与发展的追求。

　　在真实社会中，人类的表达与交流，是一个附加有自然与社会多方面辅助性元素的“场域”，或在物质性的层面，如室内或室外，冬天或夏天，晴天或雨天等等，或在精神性的层面，如引发愉悦或哀伤，引发怀想或畅想，引发狂暴或静谧等等，诸多复合元素配合着人类实际的表达与交流的形成与实现。所以，人类所发生的真实表达与交流，并不单纯是一种意义内容的单纯传输，而是结合进特定情境、具体的、以信息传受为衔接的社交行为。主体在场以及情感在场，是作为高智能情感动物的人类社会联系以至维系的常态。

　　但是，以传播机构为信息传播主体，受众为信息传播受体，传统媒体结构的信息传受过程，不仅在内容的规定性中，拘囿了传受双方的信息生产与接受，限定了信息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媒介符号传递的有限性和传播手段的单一性，使得传播成为一个他在于现实生活常态以外的自足场域，缺失鲜活与生动。

　　曾有学者将电视接受的现场性时，将受众参与分为三种：“日常收看的心理参与”、“现场直播的场外间接参与”和“进入演播现场的直接参与”。这种所谓的“现场体验”和“现场感”在单向性的传播中，需要更多借助间接的想象去实现。而在网络技术支持下，当今新媒体所建立的互动。却是在立体而综合的模真情境中，再设了鲜活的信息传受场。其中，更多的媒介元素被注意和运用，比如，即使进行即时表达与交流，网络聊天室里常见的诸如生气、大笑等符号被引入，可供选择的表情图像的设置，使文本可以有机而随意地进行“形象粘贴”。而日常声音、影像及文字表达等参与信息互换，体现了新媒体环境不仅在媒介层面上实现了信息传受新的点与面的开发，而且是对人类表达与交流活动情境信息的找回。它设定了这样一个情境：令互动中进行信息传受的双方及多方主体，完成全面而立体的表达与交流。这种新媒体平台上的全面、生动与现场性，已经成为人类借助媒介实现的日益普泛的行为与方式，并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

　　美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戴维·菲尔里在其博客中提到：“……如何巧妙地使用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机构的关键任务之一。随着大部分联邦机构以及白宫运用社交媒体的经验不断丰富，在档案馆的工作中运用社交媒体，我们可以更多地协同工作，为对方和公众提供更大限度的服务和透明信息，并邀请公众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1]

　　在Web 2.0环境下，网民不再仅仅是互联网的使用者，也同时是它的生产者。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工具就是在这样的互联网背景下产生的。我们耳熟能详的有：Flux RSS 、Blog、Facebook、Twitter、YouTube、LinkedIn；在我国，有“豆瓣”、“人人网”、“微博”、“互动百科”、“优酷网”等本土社交媒体平台。

　　1.1 Web 2.0 环境下社交媒体工具的概念。“社交媒体”（也称“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是人们用来分享意见、观点和经验的工具和平台。根据法国著名信息学家Alain Lefebvre先生的观点，社交媒体以网络为主要载体，以“独立的个人”建立社交圈子，并能够以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包括：文本、图像、音乐和视频等。[2]简单来说，社交媒体和一般的社会大众媒体最显著的不同是，让用户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利和编辑能力。

　　1.3 社交媒体的发展现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对利用和通过社交媒体这一平台获取资源的需求正在逐年递增。这个已存在和可被继续开发的市场是巨大的。在北美，来自皮尤网和美国生活（美国专业互联网调查机构）的两项题为“社交网站与我们的生活”、“为什么美国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调查显示，79%的美国成年人使用互联网，而其中有66%的人使用社交网站，超过2008年同类调查数据的两倍。在欧洲法国2011年初的数据表明：在Facebook全球6亿拥护中，其中30%在美国，法国拥有2000万的用户。这意味着，45%的法国网民已经注册了Facebook。[3]其中，注册用户也不再局限于年轻人，到2011年5月，57%的法国用户超过25岁，三分之一超过35岁。[4]根据Comscore的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Facebook用户平均每个月使用4个小时以上时间浏览和活跃在这个拥有6亿用户的平台上。[5]

　　在政府应用方面，2012年3月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已有超过1504个联邦政府注册了域名，建立网站的数量更是数以千计。截至2011年6月，24个联邦机构中有23个注册了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的账户，每个总统内阁机构也都至少注册了一个Twitter账户。另一项针对3000名联邦官员的调查显示，为便利工作使用Facebook的人已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6]

　　1.4 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差别与优势。传统的社会大众媒体，包含新闻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内容由者决定，公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然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下，公众可以直接参与信息的产生和，并可根据兴趣不同形成小众化的社群。这些社交媒体的服务和功能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并且费用相对便宜或免费，广受现代青年人的采用。社交媒体和传统社会媒体的区别可简单归类如下：

　　传播结构：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可以进行广泛传播，但前者多属于中央集权的组织结构、生产销售模式；而后者则对于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民”都采取平等对待的态度。并且传统模式下，信息一旦形成就不可再进行修改，可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公众可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更新、修改。

　　专业要求：在传统媒体模式下，进入信息平台的专业门槛较高，例如，记者、摄影师和编辑等；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中，每个公众都是“记者”、“摄影师”和“编辑”，不需要进行专业的训练就可以信息并对所信息进行传播。

　　即时程度：一般的传统媒体，根据节目内容和规模，常有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制作时间；而社交媒体，因为对信息的加工时间短，所以是即时的。

　　费用与成本：传统媒体的信息产生需要相对高的费用支出；然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下信息产生的成本极低或者免费，这为信息的方和接受方都节约了经济成本。

　　当然，在不同的理论中对于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还有不同的阐述，但是通过以上归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交媒体工具作为信息产生与传播的新型工具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传播优势，是企业、政府和信息服务部门不可忽略的传播方式。

　　不同的用户对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有不同的目的，个人可利用社交媒体扩大交友圈、加深亲朋间联系；企业可利用社交媒体工具进行商业活动，开展商业宣传；那么，作为信息服务部门的档案馆为什么要采用社交媒体工具进行服务呢？其优势又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2.1 社交媒体工具可提升档案服务的“透明度”（transparence）和“可视性”（visibility）。社交媒体工具的“透明度”和“可视性”为档案馆信息公开建设提供了平台和可能性。档案馆通过社交媒体工具可以即时最近的工作动态、新增馆藏以及展览信息等，让公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档案馆的近期工作，提升了档案工作的“透明度”。与此同时，公众作为信息创建的参与者，可以即时添加评论、发表对档案馆工作的意见，协助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建设档案工作。

　　2.2 扩大档案服务范围，加强档案部门与用户间联系。档案部门使用社交媒体工具，一方面，可以将其服务贴近公众的生活，因为越来越多的公众采用不同的社交媒体工具来获取信息，无论是国外的Facebook、Twitter还是国内的人人网、微博，都已经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档案部门使用社交媒体工具可以更贴近公众生活和信息获取方式。

　　另一方面，这些社交媒体工具可以为档案部门带来潜在的“用户群”，例如，档案馆的历史知识、创建的档案讨论组都可以直接吸引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公众，并分享给有着同样兴趣的公众。这既是档案增值服务和公众教育的一种形式，也让档案馆吸引了更多用户知道、了解并走进档案馆进行相关资料的查询和研究。

　　2.3 形成档案工作者服务平台、增进档案部门间合作和联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档案部门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工作经验，彼此了解最新的工作动态开发合作项目，形成“档案服务”的“朋友圈”，解决工作同遇到的问题。若档案部门采用例如LinkedIn等专业平台，还可以进行馆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招聘，打破传统的招聘模式，为档案服务部门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可能性，也为档案专业毕业生、档案工作者的就业打破壁垒，提供更多选择和机会。

　　2.4 降低档案宣传和服务成本、节约档案服务成本。由于大部分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是免费的，因此，档案部门在进行宣传和服务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增加其成本，仅需1名～2名工作人员专门或者兼职负责社交媒体工具的创建和维护。这种低廉的宣传，为档案馆服务提供了便利并不增加运营成本，对于宣传和服务经费缺乏的档案服务部门来说无疑是非常好的选择。

　　2009年至2011年，从博客开始，美国国家档案馆推出了种类繁多的社交媒体项目。短短三年时间，累计在13个社交平台上开创了135个项目。2011年5月，美国国家档案馆首开先河，开创了自己的“维基人”。截至2012年8月，共上传9万余份数字档案复制件到维基百科共享。[7]法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上提供了所有档案服务部门使用社交网络的情况，并及时更新新加入的服务部门。截至2013年5月，已经有23个国家、地方级档案馆拥有自己的Facebook主页，12个档案部门使用Twitter与公众进行即时交流。[8]2011年，法国档案工作者协会（Association des archivistesfran?ais）还形成一个专门研究团队，探讨档案馆如何更好地利用强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带给档案馆的是更为贴近公众的服务方式，[9]将档案馆服务安置在公众日常生活“随手可及”的地方，揭开档案服务部门在公众心目中的“神秘”、“陈旧”的面纱。

　　相对于遗产领域的其他部门（博物馆、图书馆）而言，法国档案馆在其服务中采用社交媒体工具相对较晚。例如，法国数字图书馆（Gallica）在其网站建设的同时建立了Blog、Facebook主页和Twitter，并长期活跃在这些社交媒体上，每天对新的电子文件、影像及图书馆相关信息进行更新。截至2013年5月，其Facebook主页就已经拥有25126粉丝（2013.05.09），并持续增长。

　　法国芒什省档案馆是最早采用社交媒体进行其服务工作的欧洲档案馆之一。其Facebook主页建立于2010年5月，截至2013年5月拥有3139粉丝（2013.05.09）。在建立Facebook主页之初，芒什省档案馆就建立了社交媒体使用的长期计划与目标。该目标分为三个阶段：可视阶段，让公众可以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芒什省档案馆的活动；喜爱阶段，让公众喜欢上档案馆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提供的历史知识、文化活动以及档案服务的推广；合作阶段，让社交媒体成为芒什省档案馆建立与其他档案部门、文化服务部门合作的平台。根据Jérémie HALAIS先生（芒什省档案馆文化活动负责人）的评定，目前该省档案馆的Facebook主页已经进入其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喜爱阶段。

　　不同于公众个人或企业，档案馆作为政府服务部门，其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具有公众性，因此，不可因为采用的是社交媒体工具就忽略档案馆的公众性。在这方面，芒什省档案馆在采用社交媒体之初就制定了《社交媒体使用规定》，[10]该《规定》明确了在其Facebook等主页上进行信息、评论的原则，不得违反、进行性别和种族歧视等17条。在信息方面，主页允许公众图片、文件，但仅可以在其评论中出现，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芒什省档案馆的观点。[11]在过去的三年中，芒什省档案馆的Facebook主页保持着1天～2天更新的速度。宣传档案馆近期的文化活动，例如展览信息、公众教育以及为青少年准备的手工坊（Atelier）等，成为该省档案馆文化活动的宣传平台，在地方文化活动中起到重要作用。

　　我国档案服务部门也已经积极参与到社交媒体的使用中，例如，在新浪微博中搜索“档案馆”，已有相关用户207个，其中包括省市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高校档案馆；各级档案工作者；档案研究人员等。如果我们关注某些省市档案馆微博所的信息，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会议信息”、“参观和学习活动”等。尽管这些信息的起到了一定政务公开的作用，但是，这些信息往往并不是公众所真正关心的。相反，相应的档案、历史知识和文化活动是公众喜闻乐见的。因此，档案馆在进行自身社交媒体网络建设时，切不可停留在“以我为主”的传统思想，要时刻考虑公众需求，利用社交媒体工具的优势建立“档案馆公众服务”的平台。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博单位也已经开始运用社交媒体工具，在其服务中进行系列尝试。仅以国家博物馆为例：截至目前（2013.05.13）其官方微博粉丝已达380万；手机应用《文博任我行》自助导览和《国博展讯》在苹果App Store和安卓系统均可下载并多次获得推荐。相比之下，我国档案馆在这些服务领域涉足尚浅，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工具在档案服务中的应用。

　　[1]杨太阳译.加入“合唱”——谈社交媒体在档案馆中的运用[N/OL].《中国档案报》.2012.06.21 （总第2321期） 第三版.

　　[6][7]李映天，吴薇编译.美国国家档案馆：用社交媒体打造档案文化传播的新平台[N/OL].《中国档案报》，2013.04.01日.

　　上个世纪3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流派思想家葛兰西(1893:422)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ectual）的概念。在他看来，对于知识分子的最好表述是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成就自己的特殊价值的。“有机”的含义是指，知识分子是社会组成的一员，同时也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当我们今天再以这种有机的联系为认识基点的时候，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仍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根基，具有认识自我及解析思想观念，对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实践的作用。然而，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情况有些不同的是，当今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被高速发展的传播技术与媒体所笼罩的网络世界，并不断地把知识分子培育成一群更有权威性的人物。在这种媒介化生存的空间中，在这种不得不面对的环境中，媒介知识分子被唤起，开始触及一个知识分子本当思考的与社会的关系和传播的问题。

　　何谓媒介知识分子？从广义上说，当前以大众传播为主要交流方式，以大众媒介与新媒介为主要交流手段，在媒介化的生存状态下，人类传播越来越来趋于媒介化的过程中，对人类交流的现实进行思考，感到怀疑、焦虑、批评、甚至有些绝望的，身在智识阶层的人。从狭义而言，媒介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与媒介关系最靠近，能与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工作，通过大众传播的讯息生产与传递，对社会产生可能性影响并与媒体发生直接关系者。这样的媒介知识份子从何而来？我以为，正是由于人类用于交流的传播媒介不断地经过进化、分化与异化，加之人类交流的发展，从而给人类社会与日常生活带来愈来愈大的影响等原因，形成了知识份子群体因传播媒介力量的增强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相应的思考的群体。也就是说，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不是表面上知识分子看似独立的个体行动方式，而是通过与媒体这种更大力量的社会机构发生关联而得以形成的。

　　在大众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2006:12)看来，虽然传播科技不断变化，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大众传播现象依然存在于传媒机构的框架之内。这个框架包括媒介组织及其活动，同时也反映公众与社会其他机构的意愿。大众传播所从事的正是一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公共传播的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传媒是在一个公共领域运作；媒介提供社会所依赖的信息与处理公共事务；而且可能形成和影响。在大众媒介潜在的社会意义面前，我国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机构的关系既非自由的，也非控制的关系，更多的则表现为一种使用的、满足的与潜在影响的关系。

　　由于发生一些关联，我国媒介知识分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助媒介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媒介信息方面；在研究领域触及一些与技术性相关的，以信息传播策略与效果为核心的所谓传播学知识的建构；或者以知识分子的名义，接受各种有影响的大小媒体的采访，成为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评论、意见和看法的专家。然而，媒介知识份子并不是单纯掌握大众传播与媒介知识的人。

　　爱德华萨义德被视为世界上颇有影响力和创造性的评论家。他对知识分子身份与作用的思考发人深省。他认为：“20世纪愈来愈多的人士属于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团体（经理、教授、新闻从业人员、电脑或政府专家、游说者、权威人士、多家报刊同时刊载的专栏作家，以提供意见受薪的顾问）。不由得使人怀疑，作为独立声音的个体知识分子根本不能存在。”(爱德华萨义德,2007:61)多年来，萨义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经常拒绝回答这样一种提问：“你认为美国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也许，我们有兴趣这样问，他为何对媒介摆出这种强硬态度？对于大众传播，他意识到那些在广播、电视、印刷品和互联网上源源不断地贡献思想与话语的知识份子正在被看作是具有统治的力量，而这些经常在媒体上活动的知识分子也正在依靠这样的活动，获得自己具有统治观念的良好感觉。显然，萨义德的拒绝一方面是自觉地放弃这种统治的观念，另一方面也是唤醒我们对“媒介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意涵的一种警觉。他把这些经常通过媒介对社会随意发表意见的人称作具有统治观念的“政策知识分子”。这些人通过媒体所制造的公共言论与利益、权威和力量密切相关。(爱德华萨义德,2006:144)实质上，萨义德的强硬旨在对抗着美国媒介知识分子自认为所具有的那种“纵览整个世界”的对力量与威权，追逐各利的贪婪。即使身在其中，就意味着拥有合法的代表权？当然，这些人可以从媒体那里获得了自我价值的满足感与简单地认同媒介的权力，但在他们离开之后，就会全然忘记自己对社会和与媒介的责任关系。

　　对于我们也会有这种体验责任感的临界状态。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知识界也有一些自觉地放弃包括“统治”观念在内的所有媒介观念，坚决不与电视等大众媒介打交道的人，也有抱持改造社会，传播文化，与媒体保持密切关系者。另一方面媒介也在加强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不仅如此，媒介还不断地表现出一种专家崇拜的倾向。此时正是知识分子省察真实生存状态的契机。如果知识分子只有与媒介的使用与自我满足的关系，没有某种出入于媒介的距离感，丧失思考能力与反思自我与媒介的关系，那么终究会有一天，媒介知识分子有可能很快地转身仅仅成为一些具有媒介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加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媒介人物”而全然丧失掉知识分子的特有性格。

　　从传播视角来看这个问题，有一个最为明晰的道理，这就是，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单向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应是双向的互动与对话性的关系。媒介知识份子一方面可以把媒介作为知识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把媒介视为反思自我与社会现实的对象。进一步而言，生存的现实需要媒介知识分子既能处身于媒介之中，又能身在其外，对媒介的信息生产与社会影响产生清醒的认识，并获得通过媒介来反思自身的真实体验。如果缺少这一种能力，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就会沦为一种道具或工具的关系，就会产生为媒介所使用的道具的感觉。

　　只有在意识到一种重要的关系，并在自觉地揭示媒介的努力中，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才能转化成思想的能源，从而变成促进人类交流与相互理解的动力。如果仅仅满足于专家的身份，与媒介和社会发生关系，接受并帮助媒介制造现实与流行观念，那么知识分子的本色就会模糊。在萨义德看来：所谓的专长到头来也是与知识不相干的。相反，“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知识分子的媒介经验。因为这个行动涉及到了他或她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为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处于媒介化生存的时代的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个具有普遍性且为焦点的问题上，这就是，大众媒介制造了社会“现实”，构成了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让人们获得了所谓“现实”的体验与感觉等。这与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规模与覆盖面、惊人的传播速度与缺少时空感有关；又与大众传播的单向流动、不对等的关系与权力、非个人的，匿名的、有目的、标准化的及商业化等特性有关。简言之，大众媒介已不可避免地介入到了我们自己和“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来了。媒介已经成为将我们与社会组织、事务、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重要中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知识分子也可以将这种具有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作为与社会诸方面发生关系的一个中介。通过这个中介与自我、与社会、与媒介发生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对话关系可以赋予人类交流以更高的品质和交流在其中不断流动的意义。

　　所谓互动与对话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前提，传播创造人的关系。传播构成并潜藏着人类的各种关系，而最重要的关系则是一种平等的，充满人对人的尊重的，以能看到和体现出人类崇高责任感的相遇关系。互动与对话的关系强调交流者与对象之间的积极协商、相互理解与共同创造，也强调在与他人或社会交往中，进行自我的认识与反思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知识分子最常使用的以争论为交流方式的批判式的对立关系。英国对线;伯姆(DavidBolm,1996:6)指出，“争论”的含义不过是“敲打”、“碰撞”、“冲击”或“震动”而已。争论者常持怀疑主义，强调思想分析，但是当每个人都在为坚持自己的思想，否定他人而寻找理由和申明证据时，争论也就处在思想易于消解于怀疑之中，容易形成双方对抗的关系，使交流处于中断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争论对于人类交流的意义远不如对话对人类关系的建设具有更多的适用性和建设性。

　　总之，知识分子需要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于人类的传播问题。传播不仅意味着相互影响，使人产生多重的情感体验，还呈现为一种交流在社会、历史、伦理意义上的复杂关系。传播研究中的功能论者常说，传播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没有传播或交流，人们就无法形成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因此也就无法理解周围的这个世界。因此，对于我国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与媒介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的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2]丹尼斯麦奎尔(2006).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新媒体文化作为基于信息技术引发的全球性文化现象，它带来了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在这种新媒体文化的“裹胁”下，人类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也许，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好契合了新媒体文化的特殊历史机遇，以极其敏锐和十分积极的态度拥抱了新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以技术发明为起点进而被形塑的文化；新媒体文化是一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创新型文化。这种新型的文化在构成要素、基本特点、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等方面均不同于传统的媒体文化，它是对人类文化的全新建构。

　　一种全新文化的出现，最主要的是它的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纵观媒介（媒体）与人类文明史，人类文明的巨大变革无疑与新的媒介（媒体）的出现有关，而这些新的媒介（媒体）均存在着构成要素的变化，如：文字的出现、印刷机的发明、电子在传播中的应用等，均构成传统媒介（媒体）文化的要素。

　　新媒体文化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显而易见，技术是新媒体文化中最重要的要素。在新媒体世界，谁把握了数字世界图像传播的奥秘，谁就赢得了先机。“windows”系统替代“DOS”系统证明的也是这个道理。此后，新媒体软件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从拓展人类既有的和需求开始的。从E-mail到各种社交软件，其背后是人类交往的需求――从满足功利的目的到满足情感的渴望；从Ebay到淘宝网，其背后是人类便捷购物的需求，进而，是人类消费和占有“物质”的欲求；从网络视频网站到各种手机视频APP，其背后既是人们观看想象世界和理念的欲求，也是人们好奇和消遣等娱乐欲求的体现。从本质上看，所有的新媒体技术都可以还原成信息传播技术，这类技术有两方面的功能：第一，它们能改变或优化人们的交往结构和交往模式，进而形塑全新的共同体。第二，所有的信息传播技术又是所谓的符号生产和消费技术，作为符号，它们既能表征一个真实的世界，又能建构一个虚拟的世界，既能帮助人们认知客观现实，又能给他们真实世界所没有的虚拟体验。换言之，新媒体技术一方面让人类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给人们的视听带来越来越多的新鲜体验，这种体验有两条路径，一条通向真实世界，即帮助人们理解客观真实世界的运作逻辑，满足人们“认知”的需求；另一条则是通往一个理念的、想象的世界，激发人们的梦想，拓展他们的想象空间。

　　在新媒体文化中，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人，本身就是信息及意义的载体，无处不连接，时时在表达其数字化生存状态。人一方面接受信息，享受信息给自己带来的诸多益处――知识增益、感情润泽、社交面变宽等，但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反过来被信息的传播逻辑所重新塑造，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主体的出现。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人类社会出现过电视主体、广播主体、言情小说主体等一系列信息主体，而新媒体主体是人类社会最新出现的，也是当下社会最具普遍意义的主体。相对于电视主体等之前的信息主体，新媒体主体有如下特性：

　　第一，新媒体主体和自己面对的信息世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传播/接收”的关系，而是“主体施为/客体承受”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文化中主体的塑造遵循的机制是“youareyourdoing”，是两个世界信息乃至能量彼此交换的中介在新媒体的界面上，所有的信息所激发的主体反应都是“互动”，即有所作为（doing），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理解”或“接受”。如果说，新媒体世界是一个“询唤”（interpellation）结构，那么，相对于之前人类所有视觉文本所形塑的主体，它询唤的主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主动性极强的主体，新媒体的主体总是意欲向新媒体世界做出一些事情，与之互动，或者改变这个世界。换言之，信息主体的主动性是新媒体世界对人类主体性改变的最大功绩。

　　第二，新媒体主体在处理信息的时候，其面对的是一个真实而非虚拟的世界，这大大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拓展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现代媒介技术诞生以来，信息世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虚拟世界。新媒体技术诞生之初，人们认为新媒体世界（刚开始的电脑世界，后来的互联网世界）也是一个超真实的世界，进而还是用“真/假”这样的逻辑去判断评估这个世界。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化，这一世界越发体现出真实世界的逻辑。这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互动性”方面。其次，这还体现在新媒体世界呈现出越来越强大而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典型的就是网络购物：网络购物不再仅是符号的交流和交换，而是依托庞大的生产性产业以及顺畅的物流服务，网络购物平台和实体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微信中的人际交流不再是与虚拟的符号的交流，而是与真实生活中的亲朋好友的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受新媒体技术所赐，主体的身体、神经、情感、精神等全方位地得到了“延伸”。这是人作为“主体”的一次本质的，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千年未见之变局。

　　新媒体平台上所有产品、呈现、结构、行为等也都最终可被还原成文本，也就是可被解读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信息文化。与传统媒体的文体不同，新媒体文化的载体――文本是数字化的，它可以被快速复制，不断丰富和完善，再生产再传播，是一个不断分享创造的过程。从总体上来看，新媒体文化的文本可被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表征性文本。所谓的新媒体的表征性文本是指在新媒体世界具有特定含义的信息或信息系统，它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在新媒体世界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技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兼容性”特色，故而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可以在新媒体技术的平台上被实现。

　　第二，行为性文本。所谓行为性文本，是新媒体技术独有的一种文本形态。即人们在新媒体平台上会制造或生产某一类型的文本，但他们生产或使用这类文本的目的不是（或不仅是）读解文本背后的含义，而是他们要用这些文本去和别的主体或社群互动，这类文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其表征含义（或者说，其表征含义是稳定甚至恒定的），重要的是用户对它的使用行为。

　　第三，结构性文本。所谓结构性文本，是指某一种新媒体行为得以施展和运作的新媒体的结构性空间。网站、论坛、APP等是典型的新媒体文化的结构性文本，它们是新媒体文化得以有效运作的基本平台和空间。结构性文本决定某种新媒体文化的类型、功能，以及用户使用相关新媒体技术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设计结构是新媒体文化的创业者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任务。而几乎所有新媒体文化的革新都是结构性文本革新的开始。新媒体文化最极端的革新是发明结构性的新媒体技术装置，苹果产品就是典型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一台苹果手机当成一个结构性文本，它拥有特定的系统操作性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有一些特定的APP软件的组合，进而形成相应的软件系统。这类文本最典型的是聊天软件中的各种表情符号，他们是典型的行为性文本。

　　新媒体文化的最显著特点，是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传播关系中，传统媒体与受众是僵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很少有互动交流的环节。而在新媒体中，信息的传播者与消费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一个给定的传播交流中，它不但一定程度上联系着更早的信息传播与交流，而且也不是这个信息传播的终点，这个信息还将被复制、评论、再生产再创造，进入下一节的交流中。这种互动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息生产者对于消费者的简单回馈，而是强调一种变化，强调信息多大程度上在传播过程中改变或者被改变。这种新型的信息传播过程，也塑造了全新的传播关系，人在新媒体中不再作为沉默的大众，而是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性，集信息生产、传播、接受、再生产、再创造于一体。新媒体互动的维度是从多方面展开的，如：信息技术推动传播反馈机制的形成、反应的速度和即时性加强、交互的程度加深等，这开启了人类全新的“对话时代”。这种互动性意味着“意义”的互通互联，是文化的再生产与再传播。

　　新媒体文化的重要特点是去中心化。第一，是文化生产的去中心化。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构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关系，传统的由点到面的传播模式被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等自由传播方式所替代，被称之为“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已经颠覆了刚兴起不久的所谓“大众传播时代”。它使得信息表达的草根性和平民化成为普遍可能，它消解了传统媒体在信息生产中的权力中心地位。新媒体赋予了个体“自主性”，开创了个体传播的新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提供者，人人皆有表达的权利，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推动者。如果工业社会的核心要求是“效率”，要求整体系统的配合，它的媒体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核都是宏大的、系统的、整体的，而人本身则被淹没于这种系统与整体之中。以新媒体为标志的信息社会的核心要求就是“信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皆有可能成为信息，每个人都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它的精神文化内核是生活的、个性的或者是碎片化的。这种精神文化与宏大无关，它关注人类的日常生活，每个人在新媒体中都能找到“存在感”，即人因意义互联而存在。第二，是文化价值的去中心化。由于文化生产中心的地位受到挑战，其所代表的价值中心地位同样受到挑战。新媒体给沉默的大众提供了一个发声的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媒体负责人”，传播的主体纷呈，使得个体意识和感性表达得到张扬，“众声喧哗”的背后是多元价值的呈现。第三，是文化疆界的去中心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及新媒体的发展，人类的交往冲破国家地域的限制，促使人类更大规模的跨界交流，这就冲破了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疆界。“网络空间”“网络”等全新的概念，不只是见诸理论探讨，而且正在逐渐成为全新的“现代国家意识”“国际法律规范”。

　　新媒体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创新性。随着新的技术不断涌现，新的媒体形式不断推陈出新，媒体与人连接更加紧密，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得到充分彰显，新的互动方式及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因此，媒体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文化。

　　文化生产主体的变化，创造文化产品文化符号不再是掌控知识、资本及资源的社会精英或媒体组织，而是网络大众。新技术创造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往互动的可能性，互动性的背后是人的能动性，人人皆在网中，人人皆参与文化的创造和分享。并且，这种文化的创新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时刻在线处处连接是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各种碎片化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用于阅读、听音乐、看视频、刷微博、刷微信，这也意味着文化消费和生产不断刷新。从内容上看，新媒体文化信息传播的载体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而是图像、声音等非语言符号的传播，在此过程中，这种文化载体不断被复制、创造、转发，不断处于创新之中。新媒体文化内容创新，还表现在各种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在此过程中，新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文化产品得以产生。它加快了与世界文化的接轨，新的文化价值符号得以呈现，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得以交流、碰撞和整合。新媒体还激活了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以新的方式呈现，如互联网对于文化习俗的激活――“微信拜年”“网上祭祀”等。新媒体文化，似乎正在不断绘制出属于自己的“文明地图”。

　　新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生产机制。这种新的生产机制，与新媒体的文化生产的环境，或者文化生产的体制也有很大关系。

　　新媒体文化的体制并非是由技术给定的，而是特定的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比如，美国实施的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纯粹的商业体制必然成为新媒体文化技术机制的核心构成因素。在这种制度下，资本的力量最为强大，任何技术的创意都必须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才可以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在民众中得到普及。

　　微软、谷歌、脸书等新媒体世界中的巨头们，其发迹轨迹有一点类似中国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体制内涵中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因此在资本层面，中国的新媒体文化运作机制和美国也是能够对接的。比如百度公司的崛起和美国诸多新媒体巨头的崛起并无二致，即都和美国华尔街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百度总裁李彦宏先是获得了华尔街投资大家蒂姆的青睐，他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且互联网领域遭遇寒冬的2002年为百度注资。而百度发展起来之后，又来到华尔街上市，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资源。但我国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因素在新媒体文化建设中也一定会得到体现。

　　比如，各级政府官方微博、微信的开通，为民众的“网络问政”提供了崭新的通道。“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等网站也是主流媒体，其的新闻、评论等信息也代表官方立场，这些网络机构及其相应的网络文本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因此也担负着相应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这形成了我国社会独特的新媒体主流文化，或者叫主导性文化（dominantculture）。当然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新媒体世界的日新月异，也不断会对主导性文化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时候甚至敦促新媒体主流文化必须调整和变革。

　　比如，面对以“滴滴打车”为代表的网络打车软件，相关政府部门的制度变革同时也就是新媒体文化变革的决定性机制。

　　综合以上新媒体文化要素分析，我们不难归纳新媒体文化的生产运作机制，即这种机制是新媒体文化构成诸要素互动运作的结果（见图1）。任何新媒体文化的诞生之地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一个既有的文明生态中，我们称之为“旧文明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技术发明和革新是新媒体文化建构的起点和发动引擎，而一旦技术得到社会认可进而有普及的前景之后，权力和资本权力就会来规训或干预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这二者构成了新媒体文化的约束机制，成为技术逻辑之外的、新媒体文化发展必须遵循的约束性力量。然后，新媒体文化会蓬勃发展，其发展的路径就是不断地生产各种文本，先是表征性文本和行为性文本，进而诸多文本构成结构性文本，此时，新媒体文化形成了自身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具有主体询唤功能，进而形塑相应的新媒体主体。“主体性”是文化塑造的核心因素，这导致“新人”的出现，“新人”的出现是一种新的文明生态出现的标志，至此，新媒体文化进化成新媒体文明。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体基本上是以内容为中心导向，通过新闻、节目内容、广告来吸引受众并吸引商机，因此大众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内容来服务观众，一旦观众群建立，市场、品牌也随之建立。而新媒体文化，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为中心，通过不同的交流平台，让一群熟悉程度相对较低的使用者集结为网络的社群。新媒体时代，消费者要求免费且个性化的内容而且也同样要求资讯取得便利性的管道，所追求的是即时性和无所不在的资讯体验。以微博、微信、手机APP等各种新媒体平台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所建构的新的文化形态，呈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传播范式。具体来讲，就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突出情感性、社交性、扁平化。

　　新媒体传播的显著特点是传播的个性化、分众化和多元化。新媒体文化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为中心，通过不同的交流平台，让一群熟悉程度相对较低的使用者集结为网络的社群，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相互连接、彼此分享。新媒体用户不用再关注信息的者是谁（因为他们自己每天都可以扮演信息生产者、者和接受者的角色）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而是更注重成员间信息的分享与交流，因此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另外，新媒体使用者在不断的群体交互过程中，也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拟交往的真实感。在网络空间中每一位参与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性地参与交流，都能够发表观点并得到响应或批评，也就是说，网络传播的传受双方对信息交流过程拥有平等的控制权。

　　信息传播的多向性也是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特点。新媒体文化，通常不遵循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而是非线性的传播方式。在网上大量的信息源传播着或真或假、代表各种立场的信息。受众不再处于统一传播口径的某一种或某一系传媒的影响之下，他们可以听到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来进行评判，甚至完全忽略。受众所接受的关于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无论是在事实还是在态度上都不再是前后连贯、首尾一致的线性状态；受众面临信息超量情况下的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受众也不再是统一的整体，而是分散状态下各新闻者争夺的对象。传播者自由度的提高，以及网络的非线性传播方式更可能强化网络受众的“个人主义”倾向。

　　另外，新媒体传播还具有保护机制，使得受众在文化传播中具有足够的安全感。从新媒体方式的传播技术来看，在固定的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中，新媒体拥有不实名的特点，所以能够从根本上破除传统人员身份的束缚，在不暴露自身信息的情况下可以和陌生人进行沟通交流。在隐私通常得到保护的情况下，受众更倾向于吐露自己最真实的内心想法，进行自我信息披露，从而有效率地进行互动交流，文化传播在质量上和效率上都会有所提升，能够不断地增强文化传播者之间的凝聚力。

　　从传播效应来讲，网络传播中文化信息量的内容形式会引发传播效应，既有正比效应又有反比效应。网络文化信息的传递内容与表达方式，越是符合受众所事先预想的，通常对受众的信息量就越小，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成反比关系；反之，的网络文化信息给予受众富有奇特变化且意想不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越多，受众接受的信息量就越大，文化信息传播的效应也就越大，此刻的传播效应与信息传播量就构成正比关系。在网络文化信息传播中，原创性的文化信息创意往往是奇异新颖而引人入胜的，它凭借自身独特的吸引力和最有差异性的冲击力来激发受众的兴趣，往往能产生比较好的传播效应。

　　新媒体文化正以迅不可挡之势袭向人类的日常生活，它是关于人类个体“生活”的文化，它反映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远离宏大与超验，使文化回归于人本身，使个体价值得以体现，人人皆在网中，人人都是织网者；人人皆是媒体，人人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即，新媒体使每个人的存在意义化，“我”就是存在，存在就有意义，符号不断被创造、新的话语不断流行，新的文化产品不断涌现。可以说，新媒体文化正不可逆转地改变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建构着一种新型的文化。当然，面对人类一种崭新文化的建构，也必须呈现一个完善的过程，也必然会存在某些误区。诸如，这种新媒体文化能够安顿好人类的精神世界吗？它会不会使人类陷入亲手所织的网中并为之所困？人们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不会使这种新媒体文化缺乏“韧性”、缺乏“纵深”？如果是，我们如何来加以弥补、加以重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深入地思考、好好地去探究。

　　[4]N・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53.

　　[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2.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迅速普及，手机与移动互联网呈现移动化、碎片化、多源化、即时化、多媒体化等特征。它们的出现已经使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这种改变促使传统媒体向移动新媒体方向转变。

　　迄今为止，大部分传统媒体还没有找到一条符合用户使用习惯、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移动化发展路线，部分传统媒体简单地认为将互联网内容搬进移动设备即为媒体移动化。然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较量不仅仅在于看谁的内容最佳，谁最懂媒体制作，谁的成本最低，还要看谁能将传统的内容资源无限细分地占据受众的所有空间、时间和感官，传媒的竞争已由内容转向了移动终端[1]。终端化是媒体移动化的最终形态，指将传统媒体的内容、分发形式、交互方式、盈利模式进行整合，并集成社交网络，结合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组成有高度用户黏性的移动智能终端产品。

　　2000―2005年期间，我国在移动通信方面处在基础建设期，移动电话逐渐普及，但移动互联网服务尚未开展，手机几乎只用于通讯，移动运营商的定位仅停留在通信服务的层次上。这一阶段后期，随着移动通信进入2G时代，移动互联网开始投入使用，出现了以WAP技术为主的互联网移动化，彩信开始流行。手机的媒介功能和特性开始被逐步认识，各种新兴的有代表性的手机媒体陆续出现[2]，其中最典型的是手机报，这是最早出现在移动端的具有订阅功能的多媒体信息。

　　手机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但局限性较大：用户使用成本高，信息源有限且信息量小。这一阶段的移动媒体还不存在终端化现象，技术上归于订阅式推送服务，与使用何种软、硬件终端无关。

　　2006―2008年期间，2.5G（GPRS）技术普及，移动上网速度明显提升。与此同时，高性能、智能化多媒体终端相继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2007年苹果的iPhone。从此之后，移动端的可操作性得到大幅提升，手机可以部分完成以前只能在电脑上完成的工作。此时，少数互联网企业将自己旗下高用户量的PC应用移植到手机上，从而开始了国内的移动终端化进程。

　　这一阶段，传统媒体与移动技术的融合变得更加深化，国家级媒体开始涉足移动传媒领域，移动运营商大力推广内容服务。然而，此阶段的发展仅仅是将互联网搬进了移动设备，并没有形成线 智能终端、社交性集成、App

　　2009年之后，移动技术领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首先是2.75G（EDGE）、3G网络的引入及Wi-fi的普及，移动网络速度大幅提升，使用成本明显下降，移动互联网用户数激增。据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数据服务提供商之一的TalkingData在2015年1月的《2014移动互联网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0.6亿。其次是智能设备的普及，根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2015年1月的2014年国内手机销量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销量达4.52亿部，我国也成为智能手机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社交性”是一个与社会化媒体密切相关的概念。实际上，今天互联网上的应用，除了各类基于 Web 模式的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外，其他应用或多或少具有社会化媒体的属性[3]，如微博、微信等。与此同时，互联网企业推出开放平台，与提供内容的传统媒体合作，以此来争夺流量；而提供内容的媒体也可以依靠社交网络获得更多用户。随着开放、聚合App的推出，媒体移动终端化正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2013年以来，多种硬件终端互动与同步技术迅速崛起，常见的如手机、平板与PC，手机与电视之间的信息互动。从更广阔的应用范围来看，任何智能设备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联、同步和互操作，设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为了实现多终端融合下的信息互通，需要依靠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概念是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都会产生巨大的数据信息量，通过记录和分析这些看似毫不相关，但却隐藏千丝万缕联系的数据，人们可以得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只需一个身份记录，所有与该身份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快速获取。利用大数据，可以分析用户的喜好，还可以预测用户的行为。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出现，各种终端可以做到万物感知、智慧控制，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交互，人与物世界的联接[4]。拥有物联网技术的设备能够对动态和周围环境进行感知，并获取相关数据，从而为实现更加人性化的功能提供前提，例如使用手机、手表、眼镜监测人的健康情况，提供增强现实功能等。

　　在新技术的带动下，传统媒体的定位应该是信息、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在一个数字媒体平台上向社会提供其需要的信息与服务[5]。传统媒体只有紧随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潮流，才能更好地面对媒体大融合的考验。

　　终端化相对于网络页面（Web）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它能够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每一个软件终端只完成某方面功能，这样就加强了服务深度和专业性，提升了用户黏度。其次，终端化能够提供各种交互功能和视觉设计，满足用户对应用的高要求。再次，终端化能够与企业盈利手段进行集成，有利于企业电子商务化，同时也给用户提供安全、快捷的消费环境。针对现有的移动终端发展情况，本文将媒体移动终端化的技术形态分为以下三种。

　　开放平台从软件角度来看是指软件系统设计一些对外的应用接口（Open API）提供给第三方开发者。当开发者拥有接口后，可以为这个开放平台开发各种应用，例如游戏、插件、工具等。同时，开发者的应用可以通过这些接口与开放平台进行深度的信息交互（即共享开放平台的用户数据），从而能够实现开放平台本身没有的功能。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开放平台不仅是对应用开发者的开放，也是对所有公众媒体和自媒体的开放。媒体用户可以依托开放平台实施内容、用户互动、商业运作等各种业务。现在国内最大的四个开放平台分别是腾讯QQ空间、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云，其中腾讯与新浪以社交为主，百度以资源搜索和共享为主。除此之外，阿里巴巴有着最大的电商开放平台。

　　现有社交开放平台均有移动客户端，例如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传统媒体加入开放平台后，可以借用平台的终端App，以非常低的成本实施移动终端化，本文以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为例进行分析。新浪微博除了普通用户外，还有经过认证的大V用户。大V用户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传统媒体可以申请为机构大V用户，普通用户就可以直接以关注方式浏览媒体内容（如图1所示）。由于微博有字数限制，传统媒体往往以摘要加链接（或是贴图）的形式提供阅读路径。

　　腾讯微信本质上是一款即时通讯软件，提供一种称为公众账户的特殊账户，与微博中的大V账户相似。传统媒体可以注册成公众账户，普通用户添加公众账户为好友后，能收到公众账户的推送信息（如图2所示）。微信采用关注与信息发送的形式，其消息没有字数限制，并且可以发送链接、图片和视频等，还可以在微信内部浏览网页，并集成支付和电商功能，就形式而言，比新浪微博更加强大。

　　基于社交开放平台的终端化具有极强的交互性，用户能够直接与内容提供者进行互动，例如采用评论、留言、发送即时消息（Instant Message，IM）等，形式上不仅限于文字，还可以是图片、语音。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社交平台还引入了平台游戏和会员功能。传统媒体可以通过这些附加功能完成与用户的深度互动，通过游戏奖励和会员积分功能增加用户黏度，同时挖掘具有高附加值的客户，为媒体自身的增值业务打下用户基础。

　　聚合类应用是将某一领域的信息以及关注该领域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的应用，例如网易云阅读、豆瓣电影、豆果美食等。这些应用往往只关注某一个领域，例如阅读、时尚、美食，能够提供该领域多源化、个性化、专业化信息以及一定的社交功能。聚合类应用的基本形式是将不同媒体中的内容进行精选、整合，再推送给用户。同时用户之间也能够依照兴趣进行互动，完成基本的社交功能。

　　聚合终端中的内容可以来自应用本身或由各个合作媒体提供（可以是收费内容），用户可以订阅自己喜爱的内容。这里以网易云阅读（如图3和图4）为例进行分析，该应用本身无原创内容，它作为一个开放聚合平台，与众多媒体和企业合作，将它们的内容以订阅源（或是试用）的形式供用户选择。聚合类应用发展的方向是能够在应用内购买媒体内容或服务，媒体可以直接出版电子书籍或学习资料，让用户付费使用。聚合类应用支持一定的交互，比如收藏、分享、评论、私信等，但基本上仅限于App用户间，不能与内容提供者进行互动。

　　将媒体内容和服务直接放置在专用App中，供用户安装到移动设备上，这是终端化的最直接形态。传统媒体，尤其是专业媒体，可以将自己的内容直接以App的形式提供给用户，如网易新闻、汽车之家等。出版媒体还可以将一本书作为一个App产品进行发售。

　　传统媒体无论在技术层面或是经营层面相较于互联网企业都更加保守，因而需要更明确的标准来判断采用何种技术形态进行终端化。本文从交互性、位置服务、支付功能、社交性、成本和盈利性几个方面来分析以上三种终端化形态。

　　交互性需求包含用户对移动终端的可操作性即人机交互，以及用户和内容提供者的互动即人人交互。人机交互主要考量软件的设计，不属于本文讨论范畴，下文中主要讨论人人交互部分。

　　基于社交开放平台的移动终端化（以下简称社交终端化）往往提供了用户与媒体的互动渠道，比如微博的@功能，微信的消息功能。这种交互性质类似于IM软件，无论对方是否在线，理论上对方都能够看到用户发过来的信息，这为信息互动创造了可能。聚合终端化采用订阅形式，内容的处理和展示均由应用开发者完成。这限制了用户直接与内容提供者之间的交互。应用终端化的开发者本身是内容提供者，所以在交互上能够进行非常自由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