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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9九游黄文森等 情感结构的转向：2024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综述本文基于主题建模方法，对2024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综述，据此凝练当前传播学理论发展和经验实践的核心议题与趋势。文章通过对3391篇国际传播学文献信息进行主题聚类和系统梳理，归纳发现本年度全球传播学知识生产表现出“情感结构的转向”：在微观上，关注个体的消极心理反应与沟通结果，并积极发掘传播的正向功能；在中观上，聚焦社会群体的情感互动与实践如何形塑并抵御结构性压力；在宏观上，勾连社会的结构变革与公众情感结构重塑的关系，及其对国家施政、战略转型与社会治理的启示。注重经验、功能和实用价值的传播学主流范式亟待补充整体性学术视角，从分散的“地方性知识”中找寻具有普遍性和结构性的“共同体情感”。

　　本文延续课题组2021—2023年对国际传播学期刊代表性成果的系统性、半自动化分析策略，基于主题模型算法和文本爬梳对2024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文献进行全景式观察。在样本选择上，首先从最新版《期刊引证报告》（JCR）中SSCI收录的228种传播学类期刊中选择44本 Q1区期刊（5本新闻学相关期刊除外），通过科学网（WoS）对期刊来源和发表日期进行限定条件检索，获取2024年全量文献信息数据，检索日期为2024年11月21日。经过清洗和筛查，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英文文献数量为3391篇，相比去年的2210篇增加了约52%，期刊论文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国家权力会对新闻媒体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权力机构的调整，对新闻媒体自主性及其社会功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以特朗普·唐纳德（Donald Trump）于社交媒体上公然将新闻媒体定义为“人民公敌”为标志，全球范围内的媒体自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例如，Nicole Anderson等人研究中发现，由于媒体不信任（media distrust）和媒体限制（media restrictions）的日益加剧，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而具体到在匈牙利的研究，他们发现，当民族主义存在时，媒体对权力的批评容易在个人层面被认为是对民族的威胁，并回避批判性的媒体，这也使人们更容易接受自上而下的媒体限制，从而在个人和国家层面加剧民族主义的发展。聚焦于媒体关系的整体性，媒介系统（Media Systems）理论为国家政权作用于新闻媒体的影响提供了分析框架。Murat Akser等人对土耳其媒体与间关系的研究指出，土耳其媒体自由的不断削减受到媒体捕获（media capture）的极大影响，并认为土耳其媒体的这一转变与平行主义（political parallelism）的兴起、新闻专业性的削减、国家控制力的上升及相应的媒体所有权向政府友好者集中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这一研究认为土耳其政府通过吸纳媒体人员参与生活，给予亲政府的媒体所有者特许经营权或补贴等方式完成了媒体捕获。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土耳其国内的恐惧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终使其媒体系统从多极分化格局走向媒体自由逐渐旁落的境地。

　　但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新闻媒体除了受到政府管理与监察因素影响外，其经营模式、交易状况与资金来源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媒体自主性。Timothy Neff等人通过对33个欧洲、北美以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媒体系统与关系进行层次聚类分析提出了公共媒体系统模式的分类，依据公共媒体资金来源、对独立性保护以及市场份额分为“国家管理”“自由-多元化”“直接资助”“商业-公共”和“社团主义”等五种模式，并依据上述分类指出，如果公共媒体系统具有高水平的资金安全保障其本身及其和经济的独立性，同时较少受到来自党派力量的干扰与限制，则新闻媒体所呈现的媒体自主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其性。

　　以往的研究坚持限制性投票政策（restrictive voting policies）能够减少选民的欺诈信念（fraud beliefs），从而增加民众对于选举的信任。但这一认识在当下的研究中受到了挑战，Joseph Coll等人利用投票成本指数（the Cost of Voting Index, COVI）作为测量标准，发现限制性投票对欺诈信念和选民信心的影响因政党而异，相较于党，选民欺诈信念对共和党人起着重要的和实质性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应用限制性投票改革来增强选民信心不但作用有限，甚至可能降低选民的信任。另一方面，限制性投票对欺诈信念的作用机制也存在着群体差异，Adriano Udani等人在一项美国选民的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中，基于类型化理论（typification theory）发现白人受访者会因为黑人、拉丁裔等群体的犯罪刻板印象，将他们视为“非法选民”而影响其选民欺诈信念，由此揭示种族态度可能夸大了公众对选民欺诈的估计，从而使得调查结果倾向于支持限制性选举政策，主张对“非法”投票进行严厉惩罚。

　　在互联网时代中，选民的信任还受到其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及其自身媒介素养的影响。例如，针对更多的在线参与是否会降低人们对选举公平性（electoral integrity）感知这一问题，Saifuddin Ahmed等研究者使用了2020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前进行的两轮在线面板调查数据，并采用自回归模型进行假设检验，证实在线参与活动越多的人越有可能怀疑选举的公正性，其和党人和新闻素养水平较低的人对选举过程持更加怀疑的态度。

　　针对媒体使用中的不平等，特别是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有助于抵消传统新闻消费差距这一问题，Atle Haugsgjerd等人基于2017年挪威大选活动期间的四阶段面板调查数据给出了与前述研究相反的答案。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选举过程中，选民的在线新闻消费差距是保持稳定的或者趋于收敛的。虽然选民在媒体使用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差异，比如女性通常比男性更少地消费新闻，但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女性整体上增加了更多的新闻使用，以至于性别差距逐渐缩小。也就是说，社交媒体能够为传统新闻未完全触达的潜在受众提供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新闻消费中的不平等j9九游，有助于弥合用户因新闻素养鸿沟而造成的制度信任危机。由此表明，社交媒体使用对选民信念的影响机制是多层次的、复杂的，仍然需要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来给出稳健的回答。

　　随着社会运动在社交媒体中酝酿并涌现，西方学术界对数字行动主义的研究兴趣也日渐高涨，开始关注和思考其背后的力量与技术话语。面对如今的混合媒体格局（hybrid media landscape），研究者普遍认为主流媒体倾向于在报道行动时遵循“范式”（protest paradigm），强调组织及活动的暴力性，并通过报道技巧使活动非法化和边缘化，从而削弱活动的社会影响。与主流媒体的范式不同，另类媒体对公民的报道框架则反映了其对抗话语霸权的方式。例如，Summer Harlow等人从“范式”出发，通过对 2019 年智利不平等和 2020 年美国种族正义中的主流与另类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话语对比分析发现，主流媒体更多采用损害框架描述活动的暴力性和破坏性，而另类媒体通常在和对抗框架的背景下呈现活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Victoria Balan关注《时代》（Time）和《连线》（Wired）杂志对伊朗 #WomanLifeFreedom运动的评价，揭示了数字技术在线社会运动中的“双刃剑”话语，并且发现范式在新闻报道中仍然存在，但合法化和非法化的框架同时存在，媒体对运动本身的再现和评价则更加突出激进主义者的目标、不满和冲突等要素。与新闻媒体不同，社交媒体为行动者提供记录和公开活动的途径，以建立某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来平衡社会运动所造成的风险。可见，当下的在线社会运动和数字化行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数字技术“草根赋能”（grassroots empowerment）的作用，为民众反抗话语霸权提供了参与机会。

　　然而，尽管数字技术推动着社会反抗等级制度下的象征性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在线暴力行为的催化剂。Raquel Recuero的研究描述了在线社会运动中的话语“毒性”（toxicity），说明社交媒体平台在促进社会互动的同时，也强化并“正常化”了各种形式的压迫和象征性暴力（尤其是语言暴力），污染了在线社会运动的正常讨论和话语。可见，社交媒体上的数字行动者通过社会运动维护权利和宣称群体主张的同时，也可能间接损害了平台的健康环境。因此，政府需要依据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的真实作用，降低话语“毒性”催生的两极分化问题，以遏制数字平台对暴力话语的传播。

　　健康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的传播会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它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健康信念，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以及对公共卫生政策的支持。因此，了解错误信息的传播机制，以及使用何种方法减少其带来的危害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在风险信息搜索与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指导下，Soya Nah探讨了医疗不信任和社交媒体作为风险信息来源对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基于对1136位美国黑人的在线调查，Soya Nah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和医疗不信任（medical mistrust）与 COVID-19 疫苗相关的错误信息信念呈正相关关系，而这种信念继而通过感知信息不足（information insufficiency）和信息搜索意图正向影响受众的疫苗接种迟疑；同时，错误信息信念和反疫苗（anti-vaccination）主观规范，也会链式中介社交媒体使用与医疗不信任对疫苗接种迟疑的影响关系。

　　错误信息的扩散与泛滥也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Jiahui Lu等人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探究了用户在社交媒体上接触 COVID-19 疫苗信息如何通过情感启发式（affect heuristics，即疫情的一般负面情绪）和可得性启发式（availability heuristics，即感知到的虚假信息获取的容易程度）影响他们的虚假信息分享行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风险信息接触通过引发特定的负面情绪和感知风险信息的心理可得性，从而导致用户对虚假信息进行分享。

　　事实核查（fact-checking）作为应对错误信息的有效手段，在何种条件下发挥其遏制错误信息扩散的作用仍然需要更多实证数据的检验。Jikai Sun等人通过一个 2（来源可信度：高和低）× 2（来源一致性：一致和不一致）× 3（纠正方式：人工事实核查、 AI 事实核查和简单反驳）的因素组间设计实验，探究了纠正方式和来源一致性如何影响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辟谣信息的意愿。结果表明，与简单反驳相比，人工事实核查和 AI 事实核查均引发用户更高的分享意愿；相比于前后（错误信息与辟谣信息）不一致的信息来源，前后一致的信息来源更能引发用户的分享意愿，并且个体感知到的辟谣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会调节来源一致性对辟谣信息分享意愿的影响。

　　健康风险行为（health-risk behaviors）是指给个体健康及终身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危害的不良行为。对于吸烟、酗酒、吸毒等健康风险行为， 健康传播学者力求理解媒介信息与传播策略在风险行为的发生与纠正中所发挥的作用。Anne Sadza等人通过7次焦点小组和对50名青少年访谈，研究了青少年是如何理解媒介描绘的酒精、吸烟、毒品等风险行为并为之赋予意义的。研究发现，青少年能够意识到风险行为在娱乐内容中的普遍化和合理化，如认为特定风险行为出现在电影或社交媒体中是为了塑造某种氛围，或赚取流量或营造人设，但很难对媒体中的风险行为进行批判性反思；研究还揭示了青少年对此类风险行为认知存在的“第三人称效应”（third-person effect），即认为这种风险行为会对别人（相较于自己）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吸烟的不良习惯常被认为是导致肺癌的主要病因。在中国，吸烟者已经被列入年度肺癌筛查的高危人群范畴。Luxi Zhang关注吸烟者在社交媒体中的健康信息被动接触（health information scanning）与其自身的癌症筛查意愿的关系。在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的指导下j9九游，基于对992名吸烟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线上健康信息被动接触可以增强吸烟者对吸烟的认知风险感知（即感知易感性和严重性），进而增加情感风险感知（即癌症担忧），最后导致筛查意愿的增强。此外，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在癌症担忧与筛查意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具有较高电子健康素养的吸烟者更会因为对癌症的担忧而想去进行肺癌筛查。由此启发，卫生机构有必要对电子健康素养较低的地区（如农村）实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活动，以整体提升其健康信念水平。

　　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青少年分享其酒精、烟草和大麻等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认知和经历，引发健康传播学者的密切关注。Femke Geusens等人基于强化螺旋模型（Reinforcing Spirals Model）对282名15—20岁的美国年轻人进行两阶段面板数据收集和交叉滞后模型分析，探讨他们对上述三类药物使用与其在社交媒体发帖分享相关经历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酒精和大麻的使用分别预测随后相关内容帖文的分享和发布，即选择性效应（selection effect）；但反过来的在线内容的交流对其药物使用的社交媒体自我效应（social media self-effect）并不显著。

　　具体到药物滥用问题的相关研究，Xiaoxia Cao通过实验研究不同的反对药物滥用宣传的叙事视角所能产生的不同效果。研究发现，使用第一人称内部（first-internal）和第三人称外部（third-external）的风险叙事会显著提高被试者对处方阿片类药物的消极态度，并发现感知严重性（perceived severity）和预期内疚感（anticipated guilt）两个中介变量可以部分解释上述叙事视角与态度之间的机制。具体而言，相较于第三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叙述更能通过提高感知严重性和预期内疚感对消极态度造成更积极的影响。由此可见，寻求合适的叙事视角以引起相应的心理机制，可以提高健康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有助于促进不良习惯的改变以降低相关健康风险 。

　　在健康传播中，医疗人员的人际沟通素养提升，有助于改善与病患及其家属之间的沟通质量，顺利推进医疗方案的实施并减少医疗纠纷。然而，医患关系中的沟通充满了脆弱性与不稳定性，阻碍了医患主体间共通的话语空间的形成。近年来，“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 PCC）在医疗服务中被广泛倡导，这种沟通方式强调良性的医患互动，有益于从患者角度出发帮助患者做出符合其预期的健康决策。Faying Song等人将PCC被划分为三个维度：（1）探索患者的疾病体验；（2）了解患者的社会状况；（3）达成医患共识。研究结果表明，患者对PCC第一、第三维度的评分与在线问诊服务质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第二维度是线上问诊场景中医患沟通的薄弱环节；医生在线上问诊中的PCC总体水平受到问诊形式、医生性别和职称的影响，其中平台主导的在线问诊模式下女性医生及住院医生的PCC水平更高。

　　耳聋和重听（Deaf and Hard-of-Hearing, DHH）患者由于自身缺陷在医患沟通中面临更多困难，但这尚未引起国际传播者的广泛关注。Piper Liu等人利用2020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健康信息国家趋势调查（HINTS 5 Cycle 4）数据集，对其中323名DHH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建模分析。研究结果验证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patient-centered care）感知和患者激活（patient activation，即患者健康认知信念的唤醒）分别作为线下健康护理障碍（offline healthcare obstacles）、在线健康咨询对DHH患者身心健康影响的链式中介机制。具体而言，线下健康护理障碍通过降低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感知、抑制患者激活，进而负向影响其身心健康结果；在另一条路径上，在线健康咨询通过上述的链式中介过程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不过，医生从患者角度出发与癌症患者进行预后沟通（prognostic communication），并不总能缓解医患之间的误解和紧张关系。考虑到患者接受预后信息存在偏好差异，Marie Haverfield的研究转向在“以关系为中心的沟通”（relationship-centered communication，RCC）框架下，整合患者、医生和照护者的经验以全面提升沟通质量和医疗决策的有效性，经过访谈的三方均认可直接的、个性化的和富有同理心的沟通方式，而患者强调对不切实际希望的避免，照护者则更关注患者对持续照护期望的管理。RCC框架为未来肿瘤护理研究指明方向，强调通过加强系统性支持和关系导向的沟通培训，提升医疗决策的效率与个性化，尤其在面对文化多样性和边缘化群体时尤为重要。

　　此外，社会层面的非疾病因素也可能对医患沟通效果造成影响。在Kim Tenfelde等人的研究中，探讨患者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差异如何形塑其在就医期间不同的工具性沟通、情感沟通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经过对45例心脏病会诊记录进行的文本分析，研究者发现与高社会经济地位患者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患者会在病情主诉过程中更多使用简单词汇进行整体更少的叙述，并表现出更少的担忧，而医生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则需要进行更多、更主动地表达，以缓解由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带来的健康鸿沟。

　　长期以来，传播学者关心媒介使用（media usage）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对二者之间互为因果的解释仍存在分歧。Christine Anderl等人认为这些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源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试图通过追踪测量参与者为期6天的智能手机使用日志数据，并结合生态瞬时评估（EMA）方法分析参与者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用户的手机屏幕时间与其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联结感（social connectedness）呈双向负相关关系，而社会联结感的降低反过来增加用户的手机使用时长，从而进入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过程。

　　当期的心理健康危机问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Malinda Desjarlais使用了体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追踪74名成年人在为期5天内（每天6次）报告社交媒体的即时使用情况，以考察社交媒体诱导的社会比较心理与发帖对自尊心和社会联结感的影响，发现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帖时能够感受到更强烈的社会联结感，而当社交媒体诱发人们的上行比较（upward comparison）时，其自尊心会出现短暂的下降。该研究通过精细的测量否定了单纯通过控制使用时间来缓解社交媒体负面心理影响的有效性，并呼吁未来研究探索更多应对方案。

　　注意力分散与任务拖延被认为是个体不自律的两类心理障碍。对此，Teun Siebers证实了用户使用智能手机的不同模式与不自律存在紧密的关联性。研究者记录了160名青少年在为期三周内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并通过体验取样方法每天六次评估他们的分心和任务延迟程度。研究揭示了无论是频繁而分散的碎片化的智能手机使用，还是长时间专注的黏性使用，都可能导致分心的发生，这种关系在碎片化使用模式下更加明显，但没有证据表明两种使用模式会提高任务拖延的发生率。

　　为了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保持充分的社交联系，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 and permanently connected）所带来的数字压力之中。Anja Stevic的研究旨在解开积极社交媒体使用（如私密互动）、主动公共社交媒体使用（如公开分享信息）和消极社交媒体使用（如监视他人的在线活动）之间的关系，并将由同伴影响带来的数字压力分为感知到的媒介可得性压力（availability pressure）和发布内容生产压力（production pressure）。研究通过对415名青少年的两阶段面板调查，显示积极的公共使用与生产压力之间存在时间纵向上的双向影响关系；可得性压力增加人们的私密社交媒体使用，这可能是个体感知到同伴期望进行互动的结果。尽管社交媒体使用与数字压力有关，但研究并未发现数字压力会对生活满意度造成消极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理解家庭成员之间如何沟通和表达情感，以及不同类型的沟通模式如何影响家庭的互动和关系成为国际传播学重点关注的问题。研究人员面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与代际沟通中存在的矛盾，多采用抗逆力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Resilience）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该理论将“抗逆力”（resilience，也称为“复原力”）概念化为个体在面对破坏、损失、创伤和灾难时，通过语言、互动、社会网络及身份认同重新融入并构建生活新常态的过程。

　　通过结合自我民族志反思（autoethnographic reflections）和与父母的口述史访谈，Sophie Downing“把自己作为方法”观察了其在父亲意外住院、康复和持续恢复过程中，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家庭层面都表现出抗逆力。在抗逆力沟通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研究者确定了自身参与该理论的五个基本过程，即制造常态（crafting normalcy），强调行动并背景化消极情绪，确认身份锚定（affirming identity anchors），依赖传播网络和使用可替代性逻辑（alternative logics）。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从亲历的家庭对话中发现了另外三个抗逆力过程，即表演抗逆力（enacting performative resilience），连接更广泛的经验以及强调换位思考（perspective-taking）。

　　同样地，以抗逆力沟通理论为框架，Haley Nolan-Cody等人聚焦家庭环境对处理父母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即药物、酒精、烟草等使用或戒断而产生的成瘾性精神障碍）的影响，通过使用主题共现分析方法对父母患有该类精神疾病的成年兄弟姐妹样本进行调查，揭示出多孩家庭子女利用自我和他人传播抗逆力（communication resilience）过程有助于使其重新适应社会环境，但也可能造成一种介于适应与不适应的紧张状态，由此说明子女关系作为支持来源可以有效应对由父母疾病所引发的家庭压力。

　　当前国际社会老龄化趋势普遍加速，老年病患居家照护日益常态化，研究家庭沟通如何促进老人照护者恢复和适应生活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Amanda Cooper等人通过对阿尔茨海默综合征（Alzheimers disease）患者的子女和配偶进行深度访谈，发现承认疾病是照护者在与家庭成员关系中促进传播抗逆力的关键机制，他们倾向于通过将责任推卸给疾病本身、接纳疾病和回忆过往等方式来增强自身的抗逆力，并且在体验个人成长、强化亲密关系以及矛盾化恢复（即承认自己从逆境中成长却又感到压力和负担）的过程中感受抗逆力的存在 。

　　亲密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人际关系类型，强调主体体验到的情感或身体上的亲近。其中，成年人之间的依恋关系（attachment relationships）尤其受到了人际传播学者的长期关注，并考察了回避型依恋（attachment avoidance）和焦虑型依恋（attachment anxiety）等不同人格类型如何形塑个体经历及其关系。

　　在以西方为主要文化背景的研究样本中，这些依恋类型普遍被视为亲密关系和满意度的负面预测因子。Alexandra Black在一项实验研究中调查了参与者如何看待伴侣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影响他们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研究发现，有焦虑型依恋的人在面对伴侣存在潜在的网络交往对象时，会表现出更多不适、担忧和嫉妒情绪；而有回避型依恋的人表现出的不适和担忧程度则相对较低。当伴侣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可能表明对关系的承诺（commitment）时，可以有效减轻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对关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 。

　　在非西方的文化语境下，不少研究者讨论了婚姻关系中依恋人格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过程是否会展现出某种宽容或缓和机制（如个体期待伴侣对自己的需求和情感的响应）。例如，Fulya Kırımer-Aydınlı等研究者考察了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人格是否会影响个体感知伴侣响应其获益目标（capitalization attempts，即与伴侣分享积极事件），以及他们对于伴侣而言的感知重要性（perceived mattering）。基于对103对土耳其夫妻的主客体效应（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的二元数据分析，发现妻子的依恋回避和丈夫的依恋焦虑都负向影响了彼此对获益目标的反应和对自身重要性的感知；其中，妻子的依恋回避还负向预测了丈夫的获益目标感知，而丈夫的依恋回避负向预测了妻子的感知重要性。夫妻双方依恋焦虑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是焦虑型依恋）则负向影响了丈夫基于获益目标和重要知的关系满意度。该研究强调了亲密关系质量不仅要考虑伴侣的依恋取向，还要考虑到他们之间披露或响应的生活意义，从二元关系互动的角度来概念化沟通过程。

　　Siling Lu 等人通过感知伴侣反应（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影响婚姻满意度，通过对来自不同婚姻阶段的668对中国夫妻的二元数据进行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证明了个体的依恋焦虑与自身及其伴侣的婚姻满意度呈显著地负向相关，并受到感知伴侣反应的部分中介。与此相反，感知伴侣反应完全中介了个体（尤其是妻子）依恋回避与自身婚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而部分中介了丈夫在依赖回避与婚姻满意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社交媒体聚集了大量的用户并且提供了丰富的功能，例如私信、视频通话、朋友圈等，为个体的自我展演（identity presentation）提供了数字舞台。研究人员尤为关注特定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同用户群体的身份展演。例如，Ibrahim Emara 等人对盲人社区的 19 位博主进行访谈，研究揭示了视障人士普遍将博客作为其在线社群的重要沟通工具，因为患有视障的博主借助博客传播其真实的生活经历，有助于增加他们对失明相关话题的了解程度，从而积极地改变他们的自我认知及对其他盲人的看法，增强了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

　　此外，社交媒体的存在可以让个体保持“永远在线”的可见状态，但这种平台的可见性可能加剧边缘群体的感知不平等和脆弱性。Karoliina Talvitie-Lamberg等人发现，边缘群体并非完全放弃控制数据流动，而是通过降低其平台可见性来维护自身的能动性。研究者通过对芬兰的三类边缘群体（老年人、失业人群和无证移民）中的88名研究对象进行日志和访谈研究，探讨他们如何通过“隐形策略”（ tactics of invisibility）来应对社交媒体给他们带来的的可见性j9九游。研究者指出，他们大致采用三种“隐形策略”来为自己塑造新的空间：（1）通过限制使用某些程序或创建多个账号来和外界保持距离；（2）避免分享信息或减少参与讨论，从而将自己从社交媒体的框架中“裁剪”下来；（3）删除社交媒体程序或选择成为旁观者，以回避数字参与带来的情感负担。

　　建基于正式关系的各类组织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组织内部的沟通关系（如领导-员工关系、员工间关系）质量对组织效率的影响依然是过去一年组织传播研究的焦点议题。疫情之后，大部分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在美国，有报告指出超过一半的工作能远程完成，建议企业使用弹性工作制（flexible work arrangements），这对传统的组织管理方法和模式形成了挑战。Justin Willett等人对1258 名美国全职员工进行了横截面调查，使用沟通领导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Leadership）了解组织领导者的沟通支持对员工使用弹性工作制之间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高弹性工作制的使用会带来一定的工作满意度以及敬业水平下滑，但领导者的沟通支持能够有效缓和这种下滑趋势，高质量的领导者沟通支持与更高水平的参与度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弹性工作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组织内部关系的冲突面向上，Ming-Hong Tsai等学者结合工作行为调查和实验研究，发现领导与员工的关系冲突降低了后者对领导者开放性（openness）的感知；然而，当员工具有高权力距离取向（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即员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均的价值取向）时，关系冲突对领导开放知的负面影响变得不再显著；同时，研究还证实，领导与员工关系冲突同权力距离取向交互效应，通过领导开放性对员工的新想法沟通产生间接影响。

　　企业组织除了应对内部人事关系问题之外，还需要对外管理公共关系和无处不在的社会风险。尤其是现在公众对企业的期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转向企业社会倡导（corporate social advocacy，CSA）即要求企业及其管理者对社会问题公开发表立场。CSA一方面能更加有力地表达企业价值观以获得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认可，另一方面也可能使企业陷入潜在的公关危机中。Hao Xu等通过情感分析与自我训练模型（self-trained model）相结合，交叉分析了5181名普通用户在推特上参与CSA事件所产生的自然数据。研究发现，个人用户对参与 CSA 的公司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公司 CSA 立场的一致性程度，二者一致性程度的影响在具有较强意识形态的个体中被放大。当二者的意识形态存在冲突时，企业的公共关系也被置于危机之中 。

　　在组织的公共关系管理中，危机公关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危机传播领域的新兴研究课题，“危机溢出”（crisis spillover）效应指的是一个组织的负面事件会引起公众对另一个组织的担忧、不确定性或伤害感知。Yijing Wang等人则梳理了危机溢出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概念化，跨学科比较了管理学、传播学、学等不同学科对危机溢出的研究，发现虽然各个学科对危机类型和利益相关者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采用了归因分析的框架；既有研究大都集中于危机溢出的外部原因，较少研究组织内部的危机溢出；研究对象多聚焦于组织和行业层面，而较少关注个体之间的危机溢出问题。

　　Bugil Chang等学者针对非营利组织（NPO）的危机溢出现象进行研究，通过线 岁以上的美国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危机具有普遍的影响，其后果不仅局限于危机的直接情境，还导致公众对NPOs行业整体性的信任下降并引发了否定态度。有趣的是，无论组织本身对危机负有多大责任，这些溢出效应都是一致的。此外，Bugil Chang等人在另一项研究中拓展了上述发现，讨论无辜受牵连组织如何应对从而减轻危机溢出效应对整个慈善行业的影响，研究使用网络实验检验NPO采用不同应对策略（支持、否认和差异化）的效果。研究发现，当面临危机溢出时，其他非涉事NPO使用支持和否认回应策略能够积极影响公众的信任、态度和捐赠意愿，而单纯地强调自身与发生危机的NPO之间的差别并不能产生良好的公关结果。

　　广告对消费者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广告主如何针对消费者的社会利益诉求和个人利益诉求实施针对性的传播策略，是过去一年广告研究的核心线索。在关注“亲社会”（prosocial）的利他诉求取向上，Tae Hyun Baek等人结合说服知识模型（Persuasion Knowledge Model）和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探讨了亲社会广告（如慈善捐赠活动宣传）中披露AI（AI disclosure）作为广告创作来源对消费者态度和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披露广告由AI创作时，消费者的广告可信度感知降低，进而引发他们的负面广告态度；然而，这一负面影响可以通过AI的拟人化程度（human-likeness）进行调节，也就是当消费者感知AI与人类相似时，AI披露的负面影响效应可能被有效缓解。

　　面对全球大流行对人类生活的消极影响，AyşegülÖzsomer等人基于来自两个发达（美国）和新兴（土耳其）市场的经验证据，讨论了品牌广告与流行病契合度（brand-pandemic fit）、消费者在线口碑（eWOM）传播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品牌流行病契合度能够通过提升消费者对广告的好感度，促进其在网络上传播品牌广告信息（包括对社会负责的健康行为，如戴口罩、保持社会距离等）的意愿，这一影响效应在使用体验式广告诉求时更为显著。此外，在解释水平理论框架下，研究还发现使用“聚焦未来”（future focus）的广告诉求（如“一切将再次变得完美”）可以强化品牌契合度对消费者对于品牌口碑传播意愿的影响。

　　在“关注自我”（self-focused）的个人利益广告诉求层面，Debashree Bhattacharjee等人聚焦于在社交媒体中积极身体的（body-positive，即积极看待自己的身体形象）广告如何影响消费者融入。根据性别角色压力（Gender-role Stress Theory）理论，研究发现，当性别角色压力较高时，积极身体广告比瘦身理想广告更能促进消费者的品牌融入；尽管表达积极身体广告的显性（即信息明示）和隐性（即信息暗示）策略均可提升消费者融入，但在性别角色压力较低时，隐性策略比显性策略效果更好；同时，消费者对品牌真实性的感知是身体积极广告促进消费者融入的心理机制。

　　此外，还有研究从视觉表达角度讨论广告传递的身份意义对消费者品牌认知的影响。例如，Changchun Xuan等人从产品拍摄角度（camera angle）分析了消费者对广告中拟人化（anthropomorphized）产品（指那些被赋予人类特征、意图和行为的非人类对象）的评价，研究发现，相比于仰视镜头，以俯视镜头展示拟人化产品更能引发消费者对产品的支配感，从而促进消费者对产品的积极评价，由此表明拟人化产品广告的视觉策略可以有效满足消费者被尊重的心理需求。上述研究表明，广告品牌需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及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通过传播策略乃至战略层面的调整，促使品牌内涵匹配消费者预期，并与之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基于社会规范（social norm-based）的信息被广泛用于说服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倾向于使用社会规范理论，而不是理论化（theorizing）社会规范。在厘清基于规范的信息与感知规范的基础上，从“规范-行为”的关系中寻找更多的调节因素是理论化社会规范的关键思路之一。Junhan Chen采用基于85项研究的归纳方法，创建一个基于社会规范的信息说服调节效应框架，确定了五个调节描述性规范（deive norm）信息对行为意图影响的因素，以及两个调节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信息影响的因素，为基于社会规范的信息说服机制的理论化提供分析框架和实践启示。

　　在另一条理论路径上，研究者倾向于引入中介变量解释基于社会规范信息的说服机制。对于两类描述性规范而言，强调群体行为趋势的“动态规范”比强调群体当下状态的“静态规范”的说服效果更好。为了验证这一命题，Tobias Reynolds-Tylus等人通过对842名本科生的实验研究，检验了两类信息策略对鼓励大学生适度饮酒的说服效果。研究发现，相较于空白对照组而言，操纵动态规范（“大多数大学生正在饮酒”）与静态规范（“大多数大学生饮酒”）的两个组都展示了明显的说服效果，但效果之间并无显著差异。此外，研究还检验了不同中介变量（包括预期一致性、感知重要性、自我效能感和心理抗拒）的解释力，研究表明，除了心理抗拒（psychological reactance）之外，其余变量均没有显著地中介社会规范与支持态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通过让被试者较少地感受到饮酒自由被约束，而增加了个体对社会规范的认可。

　　恐惧诉求（fear appeal）是另一种具有说服力的传播策略，即试图通过引起人们的心理抗拒或厌恶反应以促发其预防性机制和自我保护行动的产生。感知自我效能是决定恐惧诉求帮助人们改善态度/行为还是消极应对的关键变量。Nicole Liebers等经过两组实验研究发现，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恐惧诉求通过唤起更多的感知自我效能促进了个人的健康防护，还表明感知自我效能够有效抑制抗拒反应（如消息贬损、感知到的对自由的威胁），并促进了对健康防疫措施的积极态度和行为意图。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Elena Bessarabova等结合了恐怖管理健康模型（terror management health model）和心理抗拒理论，探讨如何通过呈现皮肤癌预防信息预测年轻消费者的防晒霜购买行为。研究发现，死亡凸显（mortality salienc，即将个体暴露在死亡信息下）有助于强迫唤起个体的死亡意识并引发其对死亡的思考，从而显著地提升人们习惯性涂抹防晒霜的意愿；尤其是使用限制自由的语言与死亡凸显相匹配时，消费者购买高系数防晒霜的意愿会显著增加，这表明了死亡凸显能够通过弱化威胁感知，缓解心理抗拒的不良影响。

　　在社交媒体上大范围传播的“理想身材”视觉元素推动了健康主义（Healthism）的发展，强化了人们对于身体美学的理解。在此背景下，为深入探究长期接触此类身体形象的心理效应及社会后果，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成为研究者最常使用的解释机制。例如，Wenjing Pan等通过一项2（模特吸引力）× 2（模特体重状态）× 2（显性社会比较）× 2（性别）的组间实验设计，发现模特的吸引力和体重状态对参与者的减肥计划行为和自我效能有显著影响，接触高吸引力和高体重的模特被试者在减肥意愿上展现出更高的自我效能。但在与模特进行社会比较的情境中，女性的自我效能感降低，从而对其身材管理的计划行为产生消极影响。而在一项针对345名年轻女士的在线调查中，Ann Rousseau讨论了社交媒体使用与形象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用户在照片墙平台（Instagram）上披露较高程度的身体积极信息，能够间接地减少其对自我身体的监视并提升身体欣赏（body appreciation），这种效果可以经由降低个体对于外表的上行比较（upward comparisons）以及泛化其对“美”（beauty）的定义两条路径来实现。

　　在社交媒体上，“健康生活的动力”（Fitspiration）成为一种关于健身与灵感的流行趋势，鼓励人们通过锻炼和节食来促进健康和幸福感知。然而，Jessica Willoughby等人对四位在年轻女性受众中广受欢迎的健身“网红”（influencers）发布的与#Fitspiration相关帖文进行内容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些健身影响者发布的内容中，只有少部分帖文体现出身体欣赏观念，而超过半数的帖子包含女性“物化”（objectification，即女性被物品化）的内容元素，并且与帖子获得的社会认可度（点赞数量）呈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物化”作为一个全新的具有理论构念潜力的观察维度，有助于既有健康行为解释变量（如积极态度、自我效能）及其影响机制进行理论模型扩展。

　　为厘清健身帖子中不同信息类型所引发的心理效果，Leticia Couto等人进行了一项 2（物化：有和无）× 2（身体欣赏：有和无）的在线实验调查，以评估影响者在社交媒体健身帖子中存在的身体欣赏和物化内容对年轻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单纯的身体欣赏或物化可能并不会影响身体欣赏和自我同情，同时其对特质身体欣赏（trait body appreciation）和自尊的效果也不显著；但当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身体欣赏信息可以在物化出现的同时作为保护性机制显著提高被试者的自我同情和诱发身体欣赏（state body appreciation）水平。该研究丰富了前述论文的结论，启示基于物化和身体欣赏的信息整合策略有助于健身影响者促进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及其管理行为。

　　“计算机作为社会行动者”（CASA）这一经典范式，主张关注个体如何将人际沟通模式应用到与具有人类社交特征（如声音、语言和面部表情）的技术互动之中。但如果AI体现出过高的“人格化”（anthropomorphization）程度则会导致人们产生“心理恐怖谷”（uncanny valley of mind）效应。在不考虑透明度影响的条件下，Yanyun Wang等人揭示了用户面对逻辑未知的推荐系统所提供的建议，推荐系统的感知拟人化程度直接影响其信任和隐私顾虑。研究者通过设置为被试者推荐消费网站的情境，比较了不同实验分组（高/中/低拟人化AI）三种推荐机制的效果，结果发现，高度拟人化的信源框架虽然能够获得用户更高的信任，却引发低水平的信息披露倾向。更进一步地，WooJin Kim等基于隐私计算理论（Privacy Calculus Theory）思考AI的人格化如何影响消费者对拟人化广告相关隐私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人们在使用高度拟人化的聊天机器人时担心其可能会滥用个人数据，而在与机械的、低拟人化的聊天机器人互动时，则感觉更加安全和可控；同时，研究还证明了数字平台对算法透明性（披露有关底层算法、数据处理程序和个性化标准等信息）策略的使用，可以有效地缓解用户的隐私顾虑。

　　可见，数字平台的算法透明度有助于安抚和缓解用户面对“算法黑箱”的不安情绪。然而，透明度意味着什么，如何创造有意义的透明度，以及通过透明度可以改变哪些行为，成为算法治理法规和政策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Yinuo Geng主张在关注平台透明度的流程和策略（即“如何”）之前，首先要澄清透明度的预期结果（即“为什么”）。研究者通过“沙盒”（Sandbox）实验，阐明了一种结果导向的透明度策略，以确保透明度策略与特定的预期行为结果相一致，例如对社交媒体用户转发前的暂停功能的设计，其合理的预期结果为减少无意识转发的行为；公开线上购物平台算法追踪用户的信息类型，其预期目的在于限制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对虚假信息进行跨平台的持续追踪和报告，旨在阻止虚假信息被放大。

　　当前，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形成了以双边市场为中心的商业生态系统，深刻改变了传统行业的实践范式，并对政府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以家庭为尺度的微观层面来看，即使目前大多数家庭服务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数字化倾向，但数字基础设施占据家庭高档耐用消费的较重，Benjamin Bridgman等人借鉴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对自住房统计的手段，在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的数据基础上，搭建了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用以衡量消费者使用高科技耐用消费品对当地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政策维度来看，为了细致评估管制数字平台的政策法规，Junic Kim等人提出了一个由“监管创新”“加速创新”“自由放任”和“严格监管”四个象限构成的平台政策矩阵分析框架，基于框架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国家的数字平台政策方向。例如，中国可以被归入“监管创新”象限，欧盟国家属于“严格监管”象限。

　　此外，数字平台的海外布局更多受到国外而非国内政策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塑造。Yujia He 以印度尼西亚为个案的研究发现，平台公司的海外运营策略受到国内高层政策框架的影响相对有限，反而因顾忌当地长期存在的排外情绪而刻意与自己国家政策话语保持距离，以减少争议并确保商业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的入口国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通过自身政策设计和实施，从对出口国科技的扩展中获得发展利益。

　　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加快推出数字化转型战略，一方面通过开发无处不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流动有效增强了其数字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可能忽视了数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结构性平等问题。Lauren Bridges对美英两国的国家数字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支撑这些战略的社会技术想象和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矛盾，即对海量数据处理的渴望与需求迫使承担技术开发项目的所在地资源变得日益紧张。该研究还引用了“数据摩擦”（data friction）的概念来反思当前数字化政策对社会及其生态良性发展的影响，并强调政策制定者需要保持国家数字治理战略与区域规划的一致性，以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Filippo Blancato从欧盟的数字发展和ICT政策出发，通过欧盟Gaia-X通用数据和云服务项目以及欧洲工业数据、边缘与云联盟（European Alliance for Industrial Data，Edge，and Cloud）的案例研究（前者代表了欧洲对云计算和数据主权更开放和包容的产业政策方法，后者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具有排他性和驱动的，利好欧洲自身云计算发展的平台）认为，欧盟借助一系列隶属于“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的议程工具，有助于在发展战略上对抗美国供应商在欧洲云计算市场的主导地位，以实现对欧盟的数字主权保护。

　　在社会和技术发展过程中，ICT技术和数字媒体赋能无法惠及到所有社会群体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延续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学术脉络，传播学者通过探讨边缘人群的技术使用以及数字不平等（digital inequality）的新形态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了该研究领域。面向数字不平等的初级层次（即互联网接入），Debjani Chakraborty将目光转向因移民、家暴问题被驱逐至庇护所的印度女性，发现手机已成为该群体通往工作机会和寻找伴侣的希望之窗，但由于性别和缺乏家庭保证的双重障碍，她们不被鼓励拥有手机以避免“误入歧途”，以至于当局剥夺了她们使用手机的机会。对于普通网络用户而言，Lian Wang等人的研究表明，用户可能因移动设备使用习惯不同而产生并扩大数字鸿沟，从而分化为纯移动用户（mobile-only Internet users）和混合移动用户（hybrid Internet users）两类群体，而接入互联网的意图与动机是用户改变设备使用习惯的原因，即当用户进行诸如学习、工作等增加社会资本的行为时，便会转向混合移动模式。可见，在日益纷繁的互联网使用场景中，那些微小的使用痕迹和习惯，也可能逐步放大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接入差距。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基于代际的数字鸿沟问题在中国得到进一步考察。Wei Ren和Xiaowen Zhu将“数字鸿沟”操作化为感知互联网重要性、互联网接入和学习取向的互联网使用等三个指标，并基于2010年至2020年期间的五次国内家庭跟踪调查 （CFPS）数据分析了不同年龄层的数字鸿沟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所有因年龄造成的数字鸿沟在十年间没有缩小的迹象；老年人群在上述三个指标水平上全面落后于年轻群体，且随着老年群体年龄的增加而其数字化程度降低，尤其在农村地区和低受教育群体中这种差距更加持久和显著；受教育水平在缩小数字鸿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高学历人群的鸿沟逐步缩小，而低学历人群的差距则在扩大。

　　此外，研究者还将数字鸿沟概念延展至算法领域，关注人们对算法认知程度的差异。例如，Andraž Petrovčič等人的研究支持数字不平等的不同层级（接入、使用与结果）之间会存在链式数字剥夺（sequential digital deprivation），并对802名斯洛文尼亚公民展开问卷调查，确定了算法知识与算法意识作为第二层数字不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被第一层个体的互联网技能水平充分预测，同时算法知识也能够解释第三层的个体互联网使用广度，以此说明提升算法素养的举措在弥合数字鸿沟中的重要性。

　　社会-技术环境的变化孕育出视听文化全新的媒介形态、消费场景、生产方式、功能影响及市场机制，这迫使学者们采用更具新颖性的视角去观测与视听媒介相关的新现象。在全球大流行初期，Zoom TV成为人们媒体消费的重要形式， Eva Hageman试图解答 Zoom是如何将日常生活创造为如同电视的新屏幕世界，表明用户使用Zoom TV 制作用以展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供同事、老板、朋友和家人“欣赏”。而这种超本地化内容制作的美学实践已渗透入日常生活，并在与电视交织的种族化、性别化和阶级化趋势中，深化我们对“参与式媒体”（participatory media）的理解。在非常态化的社会情境中，Jiwon Yun对韩国新冠疫情期间的Vlog（视频博客）隔离日志进行分析，并指出媒介移动性（mediated mobilities）不仅是物理空间移动的补充，更是一种为“静止”（immobility）状态赋予新意义的生成性过程，即Vlog作为一种适应性策略，成为用户以个性化方式重新定义隔离日常的手段 。

　　当前，流媒体平台凭借其自身的算法推荐、独家内容分发以及强大的资本控制，改变了传统动画制作和分发模式，突显了“平台帝国主义”对全球文化和经济不对称的影响。Susan Noh 等人认为，Netflix通过纪录片《进入漫画》（Enter the Anime）和对特定动漫类型（如动作和科幻）的过度关注，重塑外国观众对日本动漫的刻板印象，尤其是基于东方主义的叙事框架强化了日本动画作为异国情调文化产品的形象，并通过象征性霸权来影响全球观念。

　　与此同时，Netflix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充满竞争的中东流媒体市场，开始收购本地内容并开发原创剧集和电影。Joe Khalil的研究分析了Netflix在阿拉伯中东地区的内容制作策略及其全球扩展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其声称的多样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否得以实现。研究发现，Netflix倾向于采用“本地化-全球化”策略，使原创作品生产聚焦于全球性题材而非传统受欢迎的类型；而平台特定的创作要求和经济导向，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生产者的叙事自由，从而强化了阿拉伯文化的一元化呈现。

　　2024年，全球范围内的独立电子游戏开发者以本土文化遗产和艺术特色为设计灵感，以期在世界观建构、叙事与美学上实现创新。围绕“跨地方性”（translocality）和“多宇宙”（pluriverse）两个核心概念，Lina Eklund等人提出了一个可供未来研究使用的范式框架，用以展望此类具有强烈地方身份的游戏如何通过跨国网络和机构在独立游戏行业中崭露头角，推动叙事、美学和游戏系统惯例的新设计出现。例如，美国游戏《永不孤单》（Never Alone）通过让原住民参与制作的方式确保伊努比亚特人（Ñupiat people）独特文化的丰富性，为全球观众创造了复杂而迷人的游戏环境。

　　不过，在全球媒体市场中，电子游戏具有的本土文化特性却难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保留。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William Helmke发现出海到美国的日本游戏《启示录：女神异闻录》（Revelations：Person）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遭受很大程度的“文化抹除”（cultural erasure）与“美国化”。例如，游戏角色的名字和外貌都遭到修改，以迎合美国白人角色形象，其后果是作为媒介产品的电子游戏的文化影响力受到限制，难以挑战美国的文化霸权结构。

　　游戏不仅作为一种商品受到经济与文化的限制，其自身也创造出一种内在的游戏世界，例如，在全球日益流行的开放式游戏（open-world games），其关键特性在于为玩家提供真实的开放空间进行探索。Bo Wang等学者从现象学角度区分了“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并提出了“方位-认同-时间”（orientation-identification-time）作为游戏地方的三维意义结构。其中，方位是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导航方式；认同强调玩家对地方的归属感；时间则体现地方的历史感和持续性。基于此框架，研究展示了游戏空间如何转化为具有意义的“地方”，从而在玩家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以往的游戏研究视角多聚焦于电子游戏角色（video game characters）作为玩家操作与互动的功能性“化身”（avatar）。例如，Mienke Fouché以极简主义恐怖游戏《铁肺》（Iron Lung）为例，探索游戏世界中与现实中玩家身体的互动关系，通过情感理论对玩家及其游戏设计特征感知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玩家在游戏中做出与自身想法并不一致的“身体”表现，不由自主地加入游戏开发者的思维模式和独特的节奏中，从而影响真实世界中操控游戏硬件的身体。而Alexander Vandewalle则将重点转向电子游戏角色在构成游戏世界观中的角色维度，探讨如何在游戏中赋予角色性格特征（character traits）。通过结合文学、电影和游戏研究的洞察，研究主张从故事世界线索和媒介线索分析角色塑造过程，并提出“能动性角色刻画”（ergodic characterization）的概念，强调玩家在其中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此深化我们对玩家角色塑造过程的理解。

　　在可追溯的学科历史和知识脉络上，传播学总是在技术演进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耦合关系中不断地自我拆解并重新定位，形成以经验主义和功能主义为主导取向、以实用主义和多元主义为价值旨归的学术风格。在2024年，全球传播学已然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传播、受众与效果等研究领域维持着这些传统而稳定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在健康传播、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等面向上展开了更为丰富的情感维度和知识延展空间。综观不同领域和议题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化趋势，本年度传播学的知识生产表现出“情感结构的转向”，以此折射出全球及地方历经社会震荡恢复时期的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之间的紧张关系。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分析概念，指特定时代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整体受和共同体验，要认识它必须经由对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进行关联性、结构化的分析，方能触及社会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物质形式及文化结构的本质。

　　依据传播主体及其关系的不同层次，我们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归纳本年度全球传播学研究的情感结构取向：（1）在微观尺度上，传播学密切关注鲜活个体在非常态的社会变动和历史际遇下的心理反应与沟通结果，特别是针对普遍存在的个体焦虑、回避、抗拒和恐惧等紧张情绪或消极态度，研究者积极发掘促进沟通支持、缓解人际紧张和重建新常态的传播正向功能；（2）在中观尺度上，传播学者持续聚焦具有相同属性、观念和行为的群体或组织如何基于正式或非正式关系联结起来，并在基于身份认同、组织沟通和群体规范的情感互动和实践过程中，抵御诸如数字不平等、数字剥夺和风险外溢等结构性压力；（3）在宏观尺度上，致力于讨论特定文化范畴内国家或地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革，如何在国家话语和社会文化实践中与公众的情感结构相勾连，以期推进国家层面的信任重建、数字化战略转型和平台社会治理等宏大目标的历史进程。

　　通过对年度文献的系统性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过去的这一年，全球传播学研究的情感结构转向受到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文本结构和实践结构的深刻影响，塑造出以后、后疫情和数字化为基础语境的“新情感结构”。以微观动机、局部经验和实用效果为特点的实证主义传播学“主流”范式依然强大，并且始终与阐释经验主义、批判主义等方传统保持着克制的距离，这并不利于我们对作为文化实践的传播与社会过程进行总体性把握和连续知。然而，同样在这碎片化的、相对割裂的传播学知识图谱当中，我们又隐约看见一股趋于回归日常生活和个体体验的情感话语趋势，正在取代过去数年间传播学被动的、悲观主义的危机叙事。作为方的情感结构，为理解当前数字时代的人类传播实践和文化结构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认知路线，有助对当下复杂互构、动态生成的数字空间和生活世界形成整体性解释，并从散落全球各地的传播学“地方性知识”中找寻具有普遍性和结构性的“共同体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