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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拜政府管理学院的研究显示，截至2012年底，在阿拉伯国家的1.3亿互联网用户中，有超过7200万正在使用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各种社交网站，这一数字是2010年初的4倍，比2012年6月增长了近35%，阿拉伯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社交媒体用户规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用户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社交媒体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

　　首先是社交媒体间的不均衡。与中国、俄罗斯等国积极自主开发社交网站不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直接引进西方国家的社交网站。在这些网站中，Facebook是最受欢迎、影响力最大的社交网站，到2012年底，Facebook在阿拉伯国家的用户总量已经突破5000万，占全部社交媒体用户的近70%。相比之下，虽然Twitter和LinkedIn在阿拉伯国家也有着很高的认可度，但它们的用户数量只有约300万和550万。

　　其次是国家间的不均衡。阿拉伯世界由22个国家组成，这22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受教育层次、社会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这些因素也导致各个国家的社交媒体发展情况迥异。总体而言，海湾地区、沙姆地区、北非地区阿拉伯国家的社交媒体发展较快。以Facebook为例，从用户数量上看埃及是阿拉伯世界Facebook用户数量最多的国家，数量达到1350万，占阿拉伯国家用户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沙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阿联酋在埃及之后列二至五位；而从用户数量与人口总数的比例看，阿联酋、科威特、约旦、黎巴嫩、卡塔尔分列前五位，其中阿联酋Facebook用户占总人口比例高达42%，甚至高于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的是，索马里、科摩罗、也门、毛里塔尼亚、吉布提等国无论在用户数量方面，还是在用户数量与人口比例方面都处在十分落后的位置，例如科摩罗全国的Facebook用户数量只有约1.5万，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阿拉伯国家约15%的平均水平。

　　再次是用户年龄和性别间的不均衡。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年轻”的民族，30岁以下人口所占比例高达75%，因此，青少年成为阿拉伯国家社交媒体用户的主力军。从22个阿拉伯国家整体来看，15至29岁的青少年用户占全部社交媒体用户的比例自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约占70%。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巴林四国30岁以上社交媒体用户比例达到40%以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对接近，其他国家则大多徘徊在18%至35%之间。除年龄分布不均衡外，性别分布不均衡也是阿拉伯社交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宗教、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作用，阿拉伯女性使用社交媒体的比例较低，除黎巴嫩、突尼斯、约旦三国女性社交媒体用户比例超过40%外，其他国家女性用户比例大都在20%至35%之间，而在其他社交网络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一比例能够达到50%，甚至更高。

　　在阿拉伯国家，虽然社交媒体兴起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的功能却在不断地丰富和强化，它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交”工具，而是成为普通民众、媒体、人物和组织均积极参与其中的综合性信息平台。

　　从普通民众层面看，社交媒体成为阿拉伯民众参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阿拉伯民众使用社交媒体的目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关注和的信息更多的与所在社会的发展有关。以突尼斯、埃及、约旦为例，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虽然三国社交媒体用户中有超过60%经常关注与音乐和电影有关的线%经常关注与体育有关的话题，这一点与世界其他国家情况类似。但有超过80%的社交媒体用户表示他们同时更加关注并参与与社区发展有关的线%会利用社交网络讨论和宗教话题。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关注社区发展的用户比例一般在40%左右，关注线%，关注宗教线%，均远低于阿拉伯国家的比例。

　　从媒体层面来看，社交媒体正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阿拉伯受众的媒体接触习惯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受众习惯于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这迫使传统媒体加快了与社交媒体融合的步伐。目前，无论是半岛电视台、阿拉比亚电视台、阿布扎比电视台等电视媒体，还是《生活报》、《中东报》、《金字塔报》等平面媒体，都已经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开设了主页。其中阿拉比亚电视台的Twitter阿语主页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超过200万粉丝，成为电视媒体中粉丝最多的媒体，而《生活报》在Twitter上的粉丝人数也超过了100万，远远高于该报的发行量。这些媒体一方面通过社交网络及时各类文字、音频、视频新闻，吸引受众的关注；另一方面还借助社交网络双向互动的传播特点，听取受众的反馈意见，搜集相关新闻线索，例如在埃及军方罢免总统穆尔西这一事件中，阿拉伯各大媒体均大量采用了由普通用户在社交媒体中提供的新闻素材。

　　从人物和组织层面来看，社交媒体正成为其开展宣传的重要平台。以埃及为例，无论是已经被罢免的前总统穆尔西，还是现任代总统塞西，他们都拥有Facebook和Twitter的阿拉伯语、英语双语账号，他们手下的高级官员，如副总统、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省省长等也大多开设了Facebook、Twitter的账号，总统办公室、总理办公室、各职能部门则开设了官方主页。此外，各力量，如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巴拉迪领导的宪法党、埃及老牌政党华夫、萨拉菲派的光明党，甚至埃及军方都在社交媒体上开设了账号或主页。由于社交媒体具有成本低、即时性高、互动性强、受众范围广、信息易扩散等优势，人物和组织不仅通过社交媒体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与联系，同时也将社交媒体作为信息的主要渠道。在当前的埃及，每逢重大事件，埃及民众已经习惯在社交网络上查阅相关新闻，而人物和组织也已习惯于通过社交网络，而不是通过授权传统媒体信息。例如在穆尔西的前后几天中，几乎各方面的所有重要信息均第一时间通过Facebook，社交媒体在阿拉伯国家新闻格局中地位之特殊，这在世界上都十分鲜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移动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交媒体盛行，人人可做信息的制造者，制造的信息极为丰富。然而，在这丰富信息的背后，隐藏着漫天飞舞的谣言、病毒般传播的虚假照片和视频，这给人们幸福的生活、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严重的隐患。为了遏制虚假不良信息传播，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信息可信度评估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社交媒体信息急需“鉴定师”和“测谎仪”。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较强的应用价值。具体来说，学术价值表现在研究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并探讨虚假信息的生成机制、传播模式、治理措施，是对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丰富、发展与完善。应用价值表现在研究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有助于社交媒体用户判断信息的可信性，营造诚信健康的互联网环境，也有助于提高社交媒体信息舆情监控、社交媒体信息引导、社交媒体搜索、社会化推荐等方面的效果。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通过Web2.0技术实现的一类支持用户自主创造和交换内容的媒体，如Twitter、Facebook、Youtube、LinkedIn、Wiki、微博、微信、QQ、论坛、人人网等。自1973年Lipkin、Szpakowski和Felsenstein 3人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市建立全球第一个公共电子公告牌系统 Community Memory后，BBS以及网络社区等早期的社交媒体开始映入人们的眼帘。《2015年全球社会化媒体、数字和移动业务数字统计趋势》报告表明：全球社交媒体活跃用户约占全球人口的29%。

　　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从20世纪80年始，在2005年左右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发文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在国际期刊中，发表社交媒体论文较多的要属《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近两年，关于社交媒体的国际会议主要有ASONAM、SMP、MISNC、SMAP、SCSM。国外学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社交媒体在商业领域、教育领域、公共管理领域等都有广泛的应用[1]。如在营销领域，利用社交媒体信息，可以获知消费者态度和行为[2]，可以获知客户交流和推荐对营销的影响[3-4]，可以获知社交媒体信息对营销管理功能的影响[5]。

　　侧重于社交媒体信息检索与信息推荐方法的研究。社交媒体信息的检索采用主题模型[6]j9九游、社会网络[7]、本体[8]等检索方法。比如，Hong和Davison（2010）使用标准主题模型进行社交媒体Twitter信息的检索。社交媒体信息的推荐采用内容推荐[9]、协同过滤[10]、时序推荐[11]、位置推荐[12]、社会化推荐[13]等方法。比如，Levandoski等（2012）提出位置感知推荐系统（LARS）[12]。

　　侧重于反映信息传播传播规律的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型的构建以及通过模型的构建对实际问题进行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如Galuba等（2010）通过研究1 500万URL在不同Twitter用户之间的300小时传播，提出了基于内容流行度、用户影响力和传播速度的线]。Adar和Adamic（2005）通过研究信息在博客中传播的模式和动力学特性，提出用传染病模型来描绘信息传播的机理[15]。Asur和Huberman（2010）采用来自的聊天数据通过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电影票房的收入[16]。

　　在探讨社交媒体用户隐私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隐私保护方法。如Viswanath等（2010）首先研究Sybil防御的缺陷，在其基础上探讨了替代Sybil防御的方法[17]。Conti等（2011）采用FaceVPSN解决社交媒体用户隐私问题[18]。

　　国内学者的社交媒体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末，但从2005年后起关于社交媒体的论文才逐渐表现出增长态势。国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研究内容包括：①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模式研究。如韩佳等（2013）提出了基于改进SIR的在线社交网络信息传播模型[19]。姜景等（2015）构建表征谣言信息与辟谣信息传播机理的Lotka-Volterra竞争模型[20]。②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如阎俊（2015）探讨微博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了加强微博内容管理、增强把关意识、提高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等对策[21]。③社交媒体信息传播效果研究。如陈远和袁艳红（2012）以新浪微博作为数据来源，把信息覆盖人数、评论数、转发数作为微博信息传播效果的量化指标，从纵横向两个角度研究新浪微博信息传播过程造成的效应[22]。

　　如张J等（2014）以打砸日系车系列突发公共事件为实例，探讨其在新浪微博和新浪新闻平台上舆情传播的特征与规律[23]。张瑜等（2015）对新浪微博热门话题“北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下的微博进行了数据采集，将舆情演化划分为潜伏、成长、爆发、衰退、波动、死亡6个阶段，并对各阶段进行情感分析，为舆情治理提供了支持[24]。唐涛（2014）在分析网络舆情五要素的基础上，探讨移动互联网舆情的新特征，指出面临的新挑战，并从信息分析、信息筛选、信息引导等方面提出对策[25]。

　　如唐兴通（2012）的著作《社会化媒体营销大趋势：策略与方法》系统总结了社交媒体营销，并对众多社交媒体工具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具体的建议[26]。张淼（2014）提出了企业完善社交媒体营销策略的“9+3”模式[27]。刘晓燕和郑维雄（2015）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企业微博营销传播的效果[28]。

　　信息可信度（Information Credibility）是指人们对信息可相信程度的认识。它由值得信赖（Trustworthiness）和专业性（Expertise）两个关键要素组成[29]。信息可信度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领域。Hovland和同事的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信息可信度最初关注的是传播者的可信度。国外对传统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源可信度、内容可信度、渠道可信度三方面展开的。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网络信息可信度的评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研究情况可归纳如下：

　　主要有Fogg（2003）的P-I理论模型、Wathen和Burkell（2002）的评判模型、Sundar（2008）的MAIN Model、Hilligoss和Rieh（2008）的统一模型、Metzger（2007）的双处理模型以及Lucassen等（2013）的3S模型（修订版）。以上理论模型是由情境、用户特征、操作性、处理过程这些侧面的若干部分构建而成的。

　　主要有对网络新闻的可信度研究、对搜索引擎结果的可信度研究以及对维基百科内容的可信度研究。比如，Nagura等（2006）通过比较关于同一主题不同网页的相似度来计算每个网页的可信度[31]。Yamamoto和Tanaka（2011）利用用户可信度评判模型对网页搜索结果进行重新排序，以便从Web搜索结果的列表中用户可以更高效的找到可信的网页[32]。Adler等（2008）以文章长度、版本数量和基于贡献数量的作者声誉建立模型，计算出维基百科文章的可信度[33]。

　　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法。比如，Olteanu等（2013）在调查网页的各种特征（文本内容、链接结构、网页设计等）的基础上，经过统计分析方法筛选出关键的特征，采用监督学习算法来推断网页内容的可信度[34]。与网络信息可信度有关的典型系统有日本的WISDOM和Honto？Search。

　　1993年的《鉴别虚假信息五法》是国内发表的早期论文。2004年至今，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相对于国外较多研究评估算法和评估系统，国内研究重点在于定性分析上，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法等进行人工评估。国内研究内容主要有：

　　比如，龚思兰等（2013）针对评论信息的文本内容、长度、情感倾向、时效性、者、商家活动等特征，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大学生消费群体进行在线商品评论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35]。蒋洪梅（2013）运用理论分析辅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宏观的社会系统、中观的政策法规、微观的媒介与受众3个视角分析网络新闻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36]。

　　比如，胡红亮（2013）按照信息源、信息加工、信息传播和信息应用等方面采用德尔菲专家调查法建立了学术著作可信度的基本评价模型[37]。潘勇和孔栋（2007）基于第三方认证机构的视角，构建了电子商务网站的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因素集，并建立灰色关联信用评估模型[38]。当然，也有少量基于机器学习的信息可信度自动化评估实验研究，比如，马伟瑜（2011）提出一种采用改进的PageRank算法评估网页信息可信度的方法[39]。

　　国外相关研究较早。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相关研究随着BBS的出现随之展开，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目前可以说，研究处于繁荣期。国外研究情况可归纳如下：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不实信息的判断识别。如Qazvinian等（2011）提取Twitter信息的文本特征、网络特征和微博元素特征，构建贝叶斯分类器甄别谣言[40]。Zhao等（2015）通过研究查询帖以便及早识别社交媒体谣言[41]。②话题新闻的可信度评估。如Castillo等（2011）选取了有关用户特征、文本特征、主题特征、信息传播特征，采用J48决策树评估Twitter中线 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方法

　　评估方法主要有监督学习[43]，统计分析[44]，与可信信息来源的相似性比较[45-46]，社交网络的链接结构分析与主题模型的利用[47]等。它们主要采用自动评估，具体来说：①选取的特征：选取的特征主要是用户特征、文本特征、信息传播特征。比如，西班牙的Castillo和智利的Mendoza、Poblete（2011）选取用户特征（如注册时间、粉丝量、好友量），文本特征（如是否包含#标签、是否包含问号、Tweet中包含的URL数量、是否转发），主题特征（如带#标签Tweet的比例、Tweet数量、Tweet的平均长度、Tweet的平均情感分值、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比例），以及信息传播特征（如传播树的深度），采用J48决策树评估Twitter信息的可信度[42]。②评估的方法：大多通过构建SVM分类器、Bayesian分类器、Decision Tree分类器等方法，并对结果进行分类，以达到评估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目的。上例Castillo等采用J48决策树构建分类器，并对结果进行分类，从而评估Twitter信息的可信度[42]。当然，也有通过对结果进行排序的实例，从而达到评估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目的。比如，Gupta和Kumaraguru（2012）采用Rank-SVM与PRF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可信度得分对Twitter信息进行排序[43]。

　　由欧盟资助七国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的PHEME项目研究的重点是社交媒体信息的真实性，该项目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Jacob Ratkiewicz等（2011）开发出可实时追踪Twitter上谣言的Truthy系统[48]。Gupta等（2014）、Lorek等（2015）分别开发出一款可自动评估推文可信度的工具TweetCred、TwitterBOT[49-50]。

　　2007年《博客信息“可信度不亚于纽约时报”？》拉开了国内探讨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的序幕。目前研究还处于发展的初期。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研究主要有：

　　如刘雪艳和闫强（2013）探讨政府微博中的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51]。丁科芝（2015）从信息传播者、渠道、信息内容和用户基本信任观念4个方面构建社交网络可信度影响因素模型[52]。薛传业等（2015）从信息来源可信度、信息传播渠道可信度、信息内容可信度以及信息评论反馈度探讨了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影响因素[53]。

　　它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及专家访谈法进行人工评估。屈文建和谢冬（2013）从站点层次、版块层次、主题层次、内容层次4方面，采用模糊综合信用评估模型对网络学术论坛信息可信度进行评估[54]。莫祖英等（2013）从微博信息量、信息内容质量、信息来源质量和信息利用情况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微博信息质量评估模型[55]。当然国内也有少量自动化评估的例子。比如，贺刚等（2013）引入关键词分布特征和时间差等新特征，基于SVM算法来预测新浪微博信息是否为谣言[56]。程亮等（2013）提出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及改进其激发函数，同时引入冲量项，对微博话题在传播过程中演变为谣言进行检测[57]。路同强（2015）采用半监督学习算法检测微博谣言，但不足之处在于未考虑信息的深层特征[58]。

　　关于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研究，国内外目前以微博研究较多。与国外丰富的研究内容相比，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对影响因素以及特征的探讨上。

　　国外定量研究较多，很多涉及自动化评估，而国内定性研究较多，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进行人工评估。

　　总之，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Twitter等英文社交媒体，其研究成果大多不能直接应用于中文社交媒体。尽管也有少量研究是面向中文社交媒体的，但研究成果零散，还缺乏系统性。另外，在特征选择上，选择范围面较窄，考虑社交媒体深层的隐含特征较少。

　　为了解决中文社交媒体的可信度评估问题，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59-63]，很有必要对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进行系统研究，特别是在参考国外信息可信度评估系统的基础上，很有必要研制开发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系统，实现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的自动评估。在进行中文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评估中，应注意下列问题：

　　1）评估要在对信息资源分类的基础上，对不同的类别采用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以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评估既要重视定性评估，也要重视定量评估，尤其是自动化评估。特别是在大数据环境下，应针对评估的实际需求，制定科学的评估方案，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构建适合评估工作需要的自动化评估系统。

　　3）评估指标、评估模型的选取以及参数的训练，既要考虑研究结果的精确度，又要考虑系统的运算时间。

　　[19]韩佳，肖如良，胡耀，等.在线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模式的特征分析[J].计算机应用，2013，（1）：105-107，111.

　　[20]姜景，李丁，刘怡君.基于竞争模型的微博谣言信息与辟谣信息传播机理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1）：182-191.

　　[22]陈远，袁艳红.微博信息传播效果实证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2，（3）：28-34.

　　[23]张，孙霄凌，朱庆华.突发公共事件舆情传播特征与规律研究――以新浪微博和新浪新闻平台为例[J].情报杂志，2014，（4）：90-95.

　　[24]张瑜，李兵，刘晨.面向主题的微博热门话题舆情监测研究――以“北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舆情分析为例[J].中文信息学报，2015，（5）：143-151，159.

　　[25]唐涛.移动互联网舆情新特征、新挑战与对策[J].情报杂志，2014，（3）：113-117.

　　[26]唐兴通.社会化媒体营销大趋势：策略与方法（第2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35.

　　[27]张淼.社会化媒体在市场营销中的应用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1-47.

　　[28]刘晓燕，郑维雄.企业社会化媒体营销传播的效果分析――以微博扩散网络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89-102，128.

　　[51]刘雪艳，闫强.政府微博中的热点事件信息可信度研究[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12.

　　[53]薛传业，夏志杰，张志花，等.突发事件中社交媒体信息可信度研究[J].现代情报，2015，（4）：12-16.

　　[54]屈文建，谢冬.网络学术论坛信息可信度的灰度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3，（2）：112-118.

　　[55]莫祖英，马费成，罗毅.微博信息质量评价模型构建研究[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3，（2）：12-18.

　　[56]贺刚，吕学强，李卓，等.微博谣言识别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23）：114-120.

　　[57]程亮，邱云飞，孙鲁.微博谣言检测方法研究[J].计算机应用与软件，2013，（2）：226-228，262.

　　[58]路同强，石冰，闫中敏，等.一种用于微博谣言检测的半监督学习算法[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6，（3）：744-748.

　　冯羲才最初引用的一组资料突显了传统村落逐渐消失的现状：“中国2000年有370万个村庄；2010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了260万,这意味着每天大约有300个村庄在消失。”[1]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下，人们热衷于追求即时满足感的快餐式文化，大大压缩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空间。而许多传统村落也在追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显现出文化淡化的特征，如村落语言、村落仪式、村落艺术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失忆”危机，因此，借助媒介重构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迫在眉睫。技术变革促进了媒介记忆形态的演进，也使人类的记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口语媒介到印刷媒介再到电子媒介，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使用媒介储存和记忆过去，媒介成为个体记忆的延展，成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者——即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构建与重构是迫切需要媒介的。社交媒体是重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最适用的媒介，如今人人都是“媒体人”，社交媒体自带的“去中心化”特征使众多的独立媒体人制作出有关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所以使用社交媒体讲述村落故事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作用在当下是无可取代的。再把视野转向当今我国乡村，一个个“媒介化”的村落悄然而起，基于社交媒体下的四川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影像也逐渐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特征。因此，本文将基于社交媒体之下，探究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构建，并分析其“颠覆传统”“去中心化”“戏仿性”“拼贴性”等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以及其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显现的原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传统村落到哪里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网络的普及，电脑、手机上下载的各种社交媒体软件成为村落个体传媒使用的主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对村庄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传统的乡村社会或少数民族聚居地作为一种独特稳定的传播区，具有其独特的文化语境和区域特点，但在媒体的介入下，其固有的传播语境发生了变化，并对当地的社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段优秀的影像是创作者对历史、人文、生活的独特理解与综合表现，影像记录能够使历史景象鲜活再现，相比于静态图片的呈现，影像侧重记录时间的流动性，交代事件发生的过程，能够更为真实地展现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村民的生活状态，也能够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动态的记录和保存[2]。例如，非遗纪录片《神性的天空》讲述了被尊为能够连接生死与神灵的“通灵者”，为羌族文化的宣传助力不少；《神性的天空》取景地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导演通84THEFILM影视过纪实的拍摄手法将风光旖旎的岷江山水、源远流长的释比文化展露无遗，影片中随处可见的羌族特色服饰、仪式歌舞等与羌寨的青山绿水相呼应，全片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羌族文化特色。此外，与更加深度、专业的长视频（故事片、纪录片等）构建不同，短视频更适应社交媒体的传播语态及观众碎片化、视频化的阅读体验，互动性、草根性及娱乐性都更强，由此决定了社交媒体构建村落集体记忆以影像为主要媒介。形态各异的影像担负着叙述真实、唤醒集体记忆的历史使命，也是表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社交媒体的特性更决定了影像是其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主要媒介，用影像讲述村落故事不仅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其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品格。

　　抖音所属的字节跳动公司曾发布一组抖音县域景点数据报告，在前100个热门县域景点中，四川省以11个景点成为县域景点热度最高的省份[3]。位于川西大邑县的新场古镇就通过抖音以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对当地村落中独具川西特色的风景建筑、农副产品、传统美食和人物风俗等进行全方位的介绍，每天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观看点赞的网友数以万计。再以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爆红的四川甘孜20岁藏族小伙丁真为例，因为意外出现在一名摄影师不到十秒的视频镜头里，伴随着甘孜理塘的蓝天草地和原生态纯真的笑脸吸引了万千网友，不仅入选2020年十大旅游事件，各省市文旅部门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纷纷加入制造话题。丁真在社交媒体上的爆红，促使甘孜当地的旅游经济显著提升，其日常生活的短视频，如、放牛等也在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几乎引发了全网记忆的建构。社交媒体中，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构建的内容主要为村落的自然风光、传统美食、民间工艺、生活碎片等[4]，这部分内容往往轻松直白，娱乐性强，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背景即可理解，拍摄时也比较容易取材，因此受到社交媒体传播者和受众的偏爱。

　　步入工业社会后，人们将科学技术视为珍宝，其在逐渐显现出问题的同时也引发人们进行思考，因此，以批判为主的后现代主义由此诞生。回顾哈桑的理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即是颠覆现代社会已有的体系，对抗现代性并建立理性的秩序[5]。简单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一切现有规则的打破和对新的风格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后期，不断掀起的后现代主义促使无数电影研究者投入其研究过程，后现代主义与电影艺术相融合[6]，因而“颠覆”则成了后现代主义影像的核心思想。这种影像以反传统的立场对传统电影进行深度思考，打破了传统电影的拍摄习惯，拼贴等千奇百怪的艺术技巧与手段，带给观众的是“自我意识强烈”“无序”“浪漫”的一部部反传统影像[7]。哈桑曾把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归纳为不确定的内在性，在后现代主义影像中，个性化、自由化、去中心化、矛盾多元化、颠覆性、拼贴性等美学特征也体现在影像的题材选择、叙事手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8]。

　　去中心化意味着放弃了对中心权威性、同一性和确定性的强调，对“主流”的概念发出了挑战，倡导多元性和差异性。任何事物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也就更看重人的个性化与自由化，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人们拥有了话语权，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的想法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方式发布，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如今的社交媒体大多应用“中心化的媒体和分散的媒体”模式，除了传统的、中心化的传播媒体外，社交媒介自然具有一种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能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人。过去中心化的主流媒体更多表达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村落集体记忆影像，如《中国古村落》《了不起的村落》等，主流媒体对于传统题材的选择更有利于观众增强民族认同感，树立国家自信，但在如今社交媒体下，越来越多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题材已经突破主流媒体传统题材的限制，它们不仅保留了主流媒体的价值观，更显现出“颠覆传统”的特征，出现了“边缘化”的题材，如“四川矮人村”——全村男女身高只有80厘米。除此之外，“四川长寿村”“神秘的东方古堡”等“边缘化”题材的影像也以猎奇的角度引发关注，其影片内容不再遵循主流文化，而是将镜头瞄准了各村落的奇异事件，选题上颠覆了传统文化价值观，但却有不少外地旅客因此引发好奇心走进四川一座座的“神秘”村落。由此可见，“边缘化”题材的出现不是偶然，是顺应当今社交媒体发展趋势的结果。因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特征，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人[9]，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美学特征也让更多四川传统村落的人民群众勇敢发声，有关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也逐渐个性化、多元化。媒体人有关村落的一个个影像记录，为人们构建了一个深刻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

　　“戏仿”希腊原文为“摹仿的歌者”，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体现为对社会现实、神话历史文本等的一种荒诞滑稽的模仿，从而达到旧意义充分解构的效果。影像中的戏仿，是对文学、过去影像、社会事实等的一种“特殊的再现”，在经过改编后，影像夸张、荒诞、滑稽的风格引发观众思考。在四川省理县杂谷脑河畔桃坪乡的传统村落桃坪羌寨中拍摄的影片《杀生》，改编自陈铁军的中篇小说《儿戏杀人》，影片讲述了一群人如何联手杀死了一个“不合规矩”之人的故事。影片不仅有小说故事片段的别样再现，更将桃坪羌寨的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特殊再现，整部影片充斥着荒诞悬疑和黑色喜剧的元素，也折射出各种乌合之众的民族集体心理和潜藏的人性心思及人性的复杂，甚是耐人寻味。除了后现代主义“戏仿性”美学特征的体现，《杀生》的选题也是“去中心化”“颠覆传统”的体现，通过荒诞喜剧的戏仿性改编，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影像以一种别样深刻的方式留在观众心中[10]。影片《杀生》在腾讯、优酷等长视频类社交媒体平台播出后，在讨论区引发了热烈讨论，观众都对桃坪羌寨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堡”充满探索。

　　传统影像的叙事手法多遵循线性叙事，而现代社交媒体多以碎片化叙事的微小视频为主，以“微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村民将不同场景拍摄的影像以拼贴的形式发布。“拼贴”原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种创作技巧，指将无序的片段随意拼贴为一个整体的手法。这些零散的片段是大众熟知的，但拼贴出的整体却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给大众带来一种异化的审美体验[11]。后来，“拼贴”手法也常出现在后现代主义影像中，将毫无联系甚至混乱的影像片段拼贴成一个完整的影像，往往能表达出作者不同的意图感想，引发观众别样的思考。所以以用户自制短视频为核心竞争力的短视频类社交媒体，在近年来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抖音、快手等头部平台的日活跃用户均已超过3亿，其拍摄制作流程简单、成本低廉，每个短视频在15~30秒，符合现代社会快餐化的生活需求，社交属性极强。例如，近日走红的“四川理塘小伙丁真”的视频在微博、抖音等多类社交媒体平台上播放，引发网友关注视频的主要表现形式都是对丁真日常生活零散片段的拼贴。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拼贴性”的表现形式已运用到大多数的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的重构中，这些看似无序的碎片影像却能给观众拼贴出一幅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图。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一个个独立“媒体人”出现了，现今已与传统的主流媒体形成了并存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互联网带来的流量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容量限制，“用户生成内容（UCG）”模式应运而生——用户原创内容。当今社会的媒体内容是主流媒体生产和用户生产相辅相成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顺应了社交媒体发展的趋势，即社交媒体“UCG”模式的发展趋势，而社交媒体也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着眼于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后现代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世界观的怀疑。自文艺复兴开始，人本位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以神为本产生怀疑，甚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由此看来，在传统文化传承历史长河中，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保留是并存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的显现和人们对传统文化主流价值观的保留，以及对我国传统村落集体记忆的构建是相得益彰的。社交媒体自带的“去中心化”特征使众多的独立媒体人制作出有关四川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影像，之后通过“戏仿”、拼贴等手法将碎片化的影像展现给观众，观众心中由此拼贴出一幅完整的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图。

　　[2]郑荣.关于乡土中国视域下我国纪录片创作的嬗变[J].新闻研究导刊,2016(8):228.

　　[3]何顺民,曹文泉.媒介场景视角下政务短视频的传播[J].青年记者,2020(2):35-36.

　　[4]宫承波,田园.短视频火爆背后的大众视觉消费转向[J].新闻论坛,2018(1):12-14.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作为公共意见表达平台，发挥着重要的网络风向标作用。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据2016年3月新浪微博的第四季度财报中显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微博月活跃用户数达到2.36亿人，相较于2014年同期增长34%，日活跃人数达到1.06亿，较同期增长32%。与此同时，根据腾讯公司的用户数据报告，截至2015年底，微信月度活跃用户达到6.97亿，同比增长39%；公众号已超过800万个。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背后，活跃着众多意见领袖，他们对整个的影响不可忽视。

　　总体上看，网络意见领袖群体（俗称网络大V）在微博和微信平台上主要扮演“信息扩散”和“观念传播”两种重要的社会功能。“意见领袖”是指“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网络中的个体因其所处的结构和位置不同而造成社会资本的不平等，需要通过交换资源来达到向网络中心靠拢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权力关系。能够成为网络时代意见领袖必须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是专业性和地位的象征，意见领袖或者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的专家，或者是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对于重大事件发声并有独到的见解，或者是在网络空间比一般公众更多的接触信息源或者其他形式的媒介。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中个体资源的缺乏和网络资源的有限性促使个体不断借助于社会资本争取更多的资源，在这种竞争与合作中产生了权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意见领袖，比普通网民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更优越的文化资本，在网络场域中无疑拥有更大的权力。这种基于个人文化资本而形成的权力，在社交网络中表现为媒介权力。因而意见领袖这一群体在传播信息、制造议题、界定事实、影响方向、组织动员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意见领袖一直是传播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话题之一，在网络时代，特别是社交媒体崛起后，意见领袖在无标度的网络空间所起的作用及影响的方式更为复杂，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近年来，以“社交媒体与意见领袖”为主题的国内外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延续了原有的“意见领袖”研究，着重考察了新媒体对意见领袖的影响。这些研究多从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与变化、对原有理论的反思等角度切入。如一些研究从意见领袖的形成、议题动员、关系连结、影响力等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意见领袖的特征（Chen，Shuwei；Glass，David H.；McCartney，Mark，2016；王艳，2014；尧甜，2014；周巍，201 3）。也有研究通过案例考察反思原有的“二级传播”、“意见领袖”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及如何调整（Choi，Sujin，2015；邓若伊，2011）。

　　第二，意见领袖的作用机制研究。这些研究中有的侧重宏观的社会网络分析，提出“社交媒体影响力”（SMIs）的概念，认为存在三种典型的影响力一扩散者、参与者与领袖，有助于在线沟通的策略优化（del Fresno Garcia，Miguel；Daly，Alan J.：Segado Sanchez-Cabezudo，Sagrario，2016）。有的关注意见领袖与新闻分享，认为由意见领袖所推荐的新闻得到媒体和公众更多的信任，起到信任放大作用（Turcotte，Jason；York.Chance；Irving。Jacob，2015）或意见领袖在新闻的信息分享不太受实用性因素的影响（Bobkowski，Piotr S.2015）。有的以案例研究为主，通过个案剖析意见领袖影响力的产生、传播及作用机制。如以“南京养母虐童”为例，分析意见领袖影响力的生成路径（王国华等，2015）；以健康传播话题为例，分析新浪微博上的网络关系模式（Han，Gang（Kevin）；Wang，Wen，2015）

　　第三，意见领袖的公共参与研究。部分研究着眼于意见领袖在公共议题和重大事件中的公共参与，分析该群体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影响，甚至左右事件进程。如有研究以新浪微博上的热点事件为案例，分析意见领袖不同角色类型和功能（王平，谢耘耕，2012；Nip，Joyce Y.M.，Fu，King-wa，2016）。有的着重分析公共事件中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芦何秋，沈阳等，2011）。

　　第四，以治理为视角的研究。这部分的研究通过分析微博意见领袖的类型、在舆情各阶段的作用和影响力特征，就如何识别、培养和正确引导意见领袖提出建议（刘志明，刘鲁，2011；李波，2015；张星，2015）。

　　本研究属于上述第三种视角，通过考察过去一年里意见领袖在微博平台上的公共参与、群落特征、演变趋势等情况，运用“媒介权力”、“社会资本”的概念来阐释意见领袖的结构互动和网络权力分化对整体网络场的权力关系产生的影响。“媒介权力”这一概念，目前正在学界的探讨中不断完善。王怡红认为，现代传播媒介权力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具有使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么样发生，界定问题和对问题进行解释与论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而针对网络平台的媒介权力，学者赵红艳则提出，网络媒介权力是网络空间中的行动主体基于双方互动关系，对社会情境、问题进行意义阐释与赋予.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从而对个人和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能力。尽管不同的定义各有侧重，但其共识是显而易见的，都认为媒介中某些主体（通常是拥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主体）能对某一社会情境和问题重新进行阐释并赋予意义（即建构事实的能力），从而影响公众意见。这揭示了意见领袖在产生和传播中的核心功能。这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下面将通过对2015年活跃于微博的意见领袖在公共话题参与中的整体表现、群落分布、演变趋势等方面的分析，来考察意见领袖对网络的影响。

　　我们按照影响力指数（粉丝数、发帖数量、被评论和转发数量），确定了微博平台上1886名意见领袖。在对其个人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2015年较有影响力的微博意见领袖整体特征是：8成为男性，4成在北京，多为专业型意见领袖。

　　具体来说，在意见领袖的用户分类中，名人认证用户有86.37%，普通用户数量为9.5%，达人用户数量为4.1 3%。然而在微博注册用户中，认证用户只有大约1%，而普通用户的占比达到96%。可见，这不到1%的用户在表达意见，影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博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具有现实社会资本的名人认证用户手中，话语权分配呈现结构性不均。

　　在地域分布上，北上广是意见领袖的主要聚集地，总共占据了约60%的比例。其中，北京仍然以39.31%的比例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次是广东有10.13%的意见领袖，上海意见领袖份额为8.97%。

　　在性别分布上，男性占比79.26%，女性占比20.64%，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与此同时，根据2015微博用户发展报告中的数据，微博注册用户的男女比例约为1：1，由此可见在意见领袖中男性占比远大于女性用户。（表1）

　　意见领袖对自我的描述以作者、创始人、编剧、媒体人为主，其次还有学者、CEO、演员、经理等，主要集中在文化、媒体及创作领域。在个人兴趣标签中，读书、新闻、股票这几项比例最高，其次是文学、创业、财经、互联网、艺术、运动等。可见，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活动能力。其专业背景、职业特征、微博言论表现等也显示他们具有强的文字功底和表达能力，这些都构成他们在微博平台上表现活跃、有言论影响力的重要因素。

　　鉴于以往意见领袖筛选方式侧重粉丝数、互动量等指标，导致很多人气娱乐明星（如姚晨、鹿晗、TFBOYS等）占据榜单，但这种“影响力”实际上并不能说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议题或重大事件的走向。真正的“意见领袖”应该是具有相应专业资格、长期以来有信息筛选、引导职能，有一定公信力和美誉度的人物。因而我们从事件的角度来分析意见领袖的参与情况，即通过抓取2015年的热点事件，提取前150个热点事件，计算1886名意见领袖对此的评论和转发量，统计后发现，2015年意见领袖关注的前150个话题中，首要的是国家和社会重大事件（时政类事件），特别是带“灾难”标签的事件影响较大；其次是文化娱乐，第三位是社会民生。关注的话题类型及比例如下：（表2）

　　其中，最受关注的十件大事是天津港爆炸事故、2015年高考、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事件。（表3）

　　在微博平台上影响力前150名的事件中，意见领袖的参与度很高，平均每个事件有170名意见领袖参加。其中最高的是天津爆炸事件，该事件参加的意见领袖约有1172名，最低的为12名。意见领袖参与最多的事件前十名的意见领袖参与数均在500以上，平均下来每个事件参与的人数为780人。而且少数的事件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意见领袖的参与对于事件的参与度呈现出幂律特征。（图1）

　　而在对意见领袖的差别度、关键人物的联结关系、相互问的关系强度等进一步分析，并对其社交网络进行聚类之后得出意见领袖社交网络关系图。（图2）（不同颜色的群体分类说明：紫色人群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意见领袖；蓝色人群是企业界意见领袖；绿色是财经类意见领袖；粉色人群为娱乐明星、段子手意见领袖：橙色是倾向明确的意见领袖。）

　　1.专业型人士是意见领袖的中坚和核心力量。由图2可见，具有媒体从业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以@石述思等人为代表）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群，该群体不仅人数众多，群体之间的关注强度最大、关系密切。他们之间形成了粘合度较高的“话语共同体”。以@侯宁等偏财经类的公共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绿色群体，人数相对较少，较为分散，但其中部分活跃人士与其他群体之间也建立了广泛的关注，其影响力不可小视。这两个群体代表了社交媒体上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也是意见领袖的核心力量。这些人不仅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修养，而且本身是（或曾经是）媒体从业者，或者是与大众媒体有着良好关系的“知名人士”，他们拥有了优越的社会资本和话语权，有较强的传播能力和信息资源，这一优势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继承和强化。

　　2.商界人士、财经专家具备资本转化优势。以@李开复、@周鸿t等为代表的蓝色人群，多为企业界、商界人士，他们代表了拥有强大经济资本的群体。由于他们个人事业上的成功而获得的社会知名度，加上有的从事科技信息行业、新媒体行业，因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也获得了较高的可信度、权威性和影响力，在以重要节点为核心进行分布式连结的社交网络上能够形成特有的凝聚力，这是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表现。同样，以@巴曙松等为代表的财经领域意见领袖，或者在学界颇有影响，或者在业界担任要职，甚至是“跨界”成功人士，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也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转化为“人气”资本。因而来自商界、企业界，特别是与信息科技、互联网产业、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相关领域的意见领袖，他们在以信息技术为驱动力的社交媒体上拥有天然的优势，是不可忽视的群体。

　　3.明星群体热度高但影响力弱，倾向明显的群体逐步壮大。而以明星、话题人物、段子手等组成的粉色群体（代表人物如@姚晨、@作业本等），尽管也取得了广泛的关注，有时也会因其言论成为网络热点，但在提供有价值信息、促进公众理性讨论、引导话题的性质和走向方面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他们缺乏专业知识和规范训练的先天缺陷，决定了这一群体还不能成为引导公共讨论的意见领袖，只能作为活跃网络文化的调剂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学习粉丝团等倾向明确的橙色群体。这一人群目前规模不大，但由于其草根的立场和大众化的话语表达风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在逐渐形成影响网络言论的活跃力量。

　　1.重大事件关注度聚合显著，意见领袖的关注焦点趋同。从2015年热度最高的前150个事件可以看到，意见领袖的关注焦点比较一致，往往是极少数的事件上聚集了大量人的关注。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国家政策或活动的、影响较大的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更容易成为微博热点事件。特别是经过意见领袖的筛选、聚焦之后，微博上热点话题比传统媒体显得更集中、短期内热度更高。这说明，意见领袖聚合话题焦点、提升热度的作用在社交网络上体现得更为显著。

　　2.大V式微，中V崛起，多元分散。2012年的微博意见领袖网络结构图谱，意见领袖多为大v，且以明星和公知为主，公知群体表现活跃，明星群体发展成熟，形成了两个较为明显的阵营。（图3）。

　　但2013年8月以来，经过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谣言行动（“立二拆四”、“秦火火”等落网）、拘捕薛蛮子等网络大v的一系列行动之后，2015年微博上的意见领袖群落出现了明显变化一公共知识分子凝聚群落被冲散，变成散点互动，留下了娱乐明星群体。而以段子手、网络营销号、机构认证号为主体的一些中v浮出水面，瓜分了关注度，使场生态更为复杂分化，整体呈现分散多元趋势。（图4）也有研究显示，201 3年网络治理之后，尽管微博发帖量整体下降，大V声音式微，但公务员、律师、学者、作家几个群体的中V发博量却处于上升趋势。围绕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微博话语权结构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和重塑，未来的发展趋势更为不确定。

　　3.互动程度降低，个人影响力重新整合。相比2013年之前，微博上意见领袖之间的互动程度有所下降，原来紧密互动的节点显得更为松散。一般来说，关系紧密的团体互动合作更多，信息流通更容易。而意见领袖间的互动下降之后，信息流动便相应减少。同时，某些原来的大V控制他人互动的能力减弱，信息传递的桥梁作用降低，垄断信息的地位有所下降。这意味着，以某些意见领袖为核心的“意见群落”局部分化，新的群落和节点或许将在新一轮的互动博弈中重组。

　　与传统的传播媒介权力不同，网络传播环境下，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形成各种强弱关系和连接节点，这也成为公共意见和网络媒介权力产生的源头。通过上述对2015年以来微博意见领袖的公共参与和影响分析，本研究从网络媒介权力的概念出发，进一步分析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变化特征和发展趋势。

　　WEB2.0 技术与实践的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虚拟社区,艾瑞的中国网络社区 2011 报告显示,中国网络社区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截止 2011 年 6 月,中国境内的网站数为183万个(CNNIC 2011报告),其中80%网站拥有独立社区。信息互动的变化产生了社区关系(刘瑛和杨伯溆,2003),建构于信息技术手段之上的虚拟社区,信息传播方式由过去单向传播转变为一对多、双向传播,互动性、实时性高度增强,而信息把关人却相应弱化,这些特点都使得虚拟社区在组织模式、组织层级、组织成员认同、组织成员交往与互动行为等各方面都较传统组织有了较大的变革。虚拟社区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组织的形成、组织成员的活动、组织间的互动等行为,因此,虚拟社区具有技术性一面的同时更加具有社会性。因此,近年来许多的社会学、管理学研究者将组织研究的视角聚焦于虚拟社区之上。

　　在众多的虚拟社区中,游戏组织在虚拟社区中的数量逐渐高涨。根据CNNIC的数据,截至 2014 年 6 月,中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3.68 亿,网民使用率从 2013 年底的 54.7%升至 58.2%,增长规模达 3008 万。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为 2.52 亿,使用率从 2013 年底 43.1%提升至 47.8%,增长规模达 3648 万(如图 1.3)。网络游戏的风行,催生了众多的游戏型虚拟社区,比如游戏公会、电竞战队等。2005 年,随着《魔兽世界》流行,将中国游戏公会组织数量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据不完全统计,单《魔兽世界》的游戏公会数量就有数万之多。游戏玩家在公会中的互动,认同、角色、责任等诸多方面都是虚拟社区行为研究的热点与重点。

　　虚拟社区引发的组织变革体现在组织的各个方面,其中虚拟社区成员行为相对于以往组织成员行为的改变更为明显。传统的组织行为学所关注的成员行为包括了:个性、学习、沟通、知觉、激励、组织公民行为等诸多方面。此外,组织中的群体与团队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从虚拟社区成员个性来看,从现实的表现出发,虚拟社区在个体行为与群体和团队行为都有所不同。比如,虚拟社区中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自媒体化,特别是由于自媒体信息把关人的缺失,个体的个性能够得到较为自由的释放。正如同我们在各类百度贴吧(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虚拟社区),游戏贴吧等观察到的现象,许多当前流行的网络用语与流行事件,大多出自于虚拟社区成员的互动之中,比如网络用语“给力”最早流行语百度贴吧,“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来自于百度贴吧中魔兽(一种网游)吧,此外,还有近期的“郭美美”“干露露”等网络红人事件均来自于组织(一种虚拟社区)的炒作。

　　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还处于初期,有许多需要探索与研究的问题,根据目前观察到的现象与文献研究的结果,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有以下几点:

　　本研究是对目前社会领域的新现象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试图建立虚拟社区公民行为形成的内在机制理论模型,并探索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对实体组织的影响与作用。第一,本文将在综合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虚拟社区的特征、组织公民行为理论、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等理论性问题进行总结与评述,找出研究的核心问题。第二,为了对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构成维度进行测量,本研究将以游戏公会组织为案例,对现实组织公民行为与虚拟社区公民行为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二者的差异,再利用实证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和测量虚拟社区公民行为的构成维度;第三,在游戏公会等虚拟社区组织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形成的内在机制理论模型;第四,研究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出现将会对现实的实体组织产生怎样的影响与作用。第整体而言,本研究可分为四个部分(如图 1-4),第一部分分为问题的引入和文献综述,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找出并界定研究问题;第二部分,在理论溯源的基础上研究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动因与机制,并进行实证证明;第三部分,研究虚拟社区中形成的组织公民行为将对其成员在现实组织中产生怎样的作用和影响;第四部分,对整个研究进行总结,提出相关建议,指出该研究领域未来研究方向。

　　虚拟社区中成员依托于虚拟社区开展活动,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与沟通,逐渐形成虚拟社区中的公民行为模式。因此,本研究将涉及到有虚拟社区构成、虚拟社区成员的互动行为、组织公民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相关的研究内容,因此需要了解这些领域已有的研究现状,找出目前研究中的缺失,从而更为精确定位本研究的目标。

　　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概念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产生,但其真正发力,开始普及还是始于 21 世纪。借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迅速发展并全方位进入日常生活、工作之中,论坛、微博等虚拟社区的数量与用户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Facebook 公司全球月活跃用户数已达 13.2 亿,中国的新浪微博也拥有 4980 万的日活跃用户数j9九游。虚拟社区为人们的交流沟通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并借助这种交往,逐步形成全新的生活理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关于虚拟社区的界定,学界和业界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学术界对虚拟社区的研究已持续多年,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使用“virtual ”和“community”为关键字进行检索,有 4325 篇

　　论文,最早正式关注这一概念的是瑞格尔德(HowardRheingold),他在 1993 年出版的《网络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网络社区定义,他指出,虚拟社区系源自于电脑中媒介传播所建构而成的虚拟空间(Cyberspace),是一种社会集合体(Social aggregation),是“一群主要藉由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 ,他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对待朋友般彼此关怀,从而所形成的团体”j9九游。 在瑞格尔德关于虚拟社区定义的探讨 中,对虚拟社区的描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活动空间网络虚拟化,与传统社会活动明显的差异是虚拟社区的活动主要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发生;

　　2.社区讨论的公共化,在虚拟社区中,参与者与其他人进行观点分享、知识,甚至情绪,所有讨论的话题是由参与者产生并推进的;

　　社交媒体的诞生,最早可追溯到诞 20 世纪 80 年代的 BBS(电子公告牌系统),但直到 21 世纪初,Facebook 才让社交媒体这一概念真正引起了全球关注,乃至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学术界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从早期的概念定义及种类、特点分析,发展到了现在对社交媒体与各学科、行业之间的相互渗透、影响进行的更深入的细分研究。本文整理相关文献,并从社交媒体的概念界定、社交媒体的使用特征、社交媒体的影响与作用、虚拟组织对社交媒体的使用这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多种存在模式与形态的社交媒体证实了一件事,社交媒体并不只是某种单一的传播媒介,例如纸媒、电视媒体等,而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概念。“社交”是关于人与人的交互。而“媒体”则是用于存储和传送信息或是数据的技术。Sean Carton(2009)认为把这两个定义整合在一起或许会更有意义:“社交媒体是促进人与人之间信息或数据交互的一种技术。”一般认为,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人们用来创作、分享、交流意见、观点及经验的虚拟社区和网络平台。(Ahlqvist,Toni;B ck,A.; Halonen,M.;Heinonen, S 2008)

　　=Andreas Kaplan 和 Michael Haenlein(2010)定义 social media 为一种建立在 Web2.0 的思想和技术基础上互联网应用的集合,它允许创建和交换用户生成的内容。实际上,想确定社交媒体的概念,最应该关注的是它显着的模糊性、特点快速的创新性和各种技术的融合的特点。Antony Mayfield(2007)在社交媒体研究开始起步之时的判断就非常恰当,他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形式和特点也会随之变化,对于社会化媒体的定义也会有新的理解,社会化媒体最大的特点是并且始终是把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赋予给每个人。

　　Katz , Blumler 等人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 0Uses and GratificationsPerspective)是众多媒体使用与个人动机的研究当中最被广泛运用的理论基础。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媒体受众并非被动接受媒体信息,相反,受众使用媒体是源于各自不同的个人动机,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中国的宁晓晓和谭姝(2013)研究发现,互联网能满足的基本需求,诸如人际交往、打发时间、信息获得、方便快捷、娱乐放松,已经不能满足诸如新浪微博、人人网、优酷等社交媒体的用户。因此他们归纳了以下几条网民使用社交媒体的基本行为:

　　在以上的研究中,笔者使用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游戏公社案例的研究,在理论上分析了虚拟社区的成员存在组织公民行为,同时利用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架构了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特征维度,接着通过深度访谈和大规模的问卷调研收集数据验证了质性研究中提出的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特征。前面的研究还采用质性研究提出了在虚拟社区成员内在因素的驱动下,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形成的机制,接着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方式验证了虚拟社区成员内在因素的驱动下,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形成的机制模型。所有这些研究的主题都是聚焦于虚拟社区自身,但是对社会学研究而言,我们还想要进一步了解,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后对于成员个体、现实组织以及社会的影响与作用。这是从微观(个体)、到中观(现实组织)直到宏观(社会)的问题,本研究还主要探讨对于微观(个体)的研究并通过量化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对现实组织和社会的影响与作用,本文主要从理论的角度加以分析,并结合现实组织和社会中的实际案例加以说明。

　　个体在虚拟社区中形成的组织公民行为对该个体在现实组织中的微观作用如何,本研究主要聚焦于对该个体自身的组织绩效的影响与作用。对组织绩效而言,以不同的层面可以分为个人绩效、团队绩效和组织绩效。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以及本次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将重点探讨虚拟社区的成员,其在虚拟社区中形成和表现出的组织公民行为对于其在现实组织中的个人绩效有怎样的影响作用,这对于理论和实践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组织公民行为，！

　　owidlo(1998)认为组织公民行为本身是一种关系绩效。更多的研究则证明了能够提高组织整体效能Organ( 1988)。 一、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影响研究回顾

　　以往的一些学者证实了组织公民行为(这里指的是现实组织)的各个维度与个人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孙江丽等(2009)的研究证实了组织公民行为对个人的任务绩效、人际促进和工作奉献都有促进作用。姚艳虹(2006)的研究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对于四种类型的员工(理想员工、忠诚员工、交际型员工、个性化员工)均有正向的作用。

　　本研究以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管理学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为基础,针对当前虚拟社区组织研究的现实困惑与问题,本文对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利用探索性的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探究了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现实问题,并提出了在虚拟社区内在因素的作用下,虚拟社区组织公民行为的形成机制的理论框架,进而根据研究了虚拟社区成员个人在虚拟社区中形成的组织公民行为对其在现实组织中工作绩效的影响作用。下面将对这些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

　　地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色与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媒体是地域文化传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随着Web2.0技术的发展，社会化媒体通过网络建立起具有交互性的社交沟通渠道，它的普及使地域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变得频繁便捷，极大地提高了地域文化的传播力。但社会化媒体传播环境复杂，传播节点多元，传播主体多极，传播特征具有多向性、碎片化与多义性，使地域文化传播面临更多的非理性与不确定性。因此，探析地域文化传播的形态，进行多视角归因，对于整合地域文化传播力量，合理引导传播导向具有实际意义。

　　在地域文化输出与吸纳、趋同与变异、共性与个性的传播运动中，通过对传播主体、信息内容、中介、客体与传播效应一系列要素的考察发现，当代地域文化传播受媒体技术影响，在传播渠道、传播结构、信息特征上呈现出新的形态特征。

　　从传播渠道而言，早期的地域文化传播是随着自然生态空间中人群种族的繁衍、迁徙而形成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等原始传播形态成为实现社会协作与传承地域文化的主要纽带，但受时空限制的传播模糊而低效。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技术的发展，媒介组织逐渐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主体，传统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承担着地域文化传播的主要任务，但其传播过程单向，受众角色固定，传播信息内容单一。数字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媒体形态边界逐渐消融，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向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1］。社会化媒体借助技术优势拓展了地域文化传播场域，逐渐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交互、多向的传播模式既形成了对传统媒体“文化—社会”线性传播的有力补充，也为当代地域文化传播带来新挑战与新机遇。

　　从传播结构而言，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呈现出更多交互性的特征，传播角色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传统媒体“文化—社会”的线性传播方式中，媒体专业机构作为地域文化传播主体，承担着地域文化信息的主要生产与输出，传播严格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原则，受众处于传播链条下游，对相关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而社会化媒体中的地域文化信息，主要源自社交用户在网络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各类内容，传播角色发生了质的转变。社交用户成为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格局，曾作为传播客体的普通民众，借助社会化媒体，从客体的位置逐渐游离到传播链条上游，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最大的参与团体和信息传播源。同时，新的媒体技术手段为地域文化建构了丰富且交互的，极具个性化和无限性的传播场域，社会化媒体“非线性”的传播结构重新调节了各个传播要素之间的关系，逐步实现了角色转化、互为认同，地位与权利逐渐实现平等，使得地域文化信息呈现多向性流动传播状态。

　　从信息特征而言，传统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信息以复述与传达文化形态为主，同时受到信息采集与监管的客观限制，强调局部利益基础之上的文化传播，传播缺乏统筹，这也使得传播下游端对于地域文化的印象与理解较为狭隘。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信息基于社交用户的自由参与和平等表达，集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于一体，一般具有多重语义属性，既包括人、时间、媒体类型、渠道等媒体属性，又包括信息状态、内容关联、传播倾向等行为属性。这一属性使得信息价值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不同时间的信息加工与传播行为，其信息价值和影响力都不同。可以说，地域文化信息经过社会化媒体中的交互聚合，发挥了独特的媒体价值。但由于传播信息关联用户的偏好、情绪与人际传播关系，往往也会形成地域文化传播“多、散、杂、匿”的特征，导致出现“文化异化”的现象。社会化媒体中的地域文化传播实现了多个子系统协同合作，呈现出更为复杂、交互、动态的传播状态。需进一步梳理地域文化传播中各要素的特征、传播动机与传播行为，剖析传播系统与传播反应中的纷杂现象，解析地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为提高传播力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

　　新的媒体形式与传播技术为地域文化传播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影响和诸多机缘，也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融合与创新带来诸多方面的问题。本文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半结构访谈与文本分析，认为传播源、传播系统、传播内容与传播反应对地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响。

　　个人与群体作为传播源，即传播主体，对于地域文化的传播效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中，传播源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其对于传播渠道的选择、传播技术的运用及传播信息内容的编码等，将直接导致地域文化传播形态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在地域文化传播中，传播源的自然地理环境、民族结构、社会层次、媒介素养等均存在异质化。在针对地域文化传播进行个体收集信息与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对于文化的理解、媒体生产原则的把握、自身的观念等具有差异性，这种异质化的沟通往往造成信息接收方对传播内容的理解不一，也可能导致传播源与被传者双方之间无信息可交换，或信息生命力周期缩短。社会化媒体依靠人际关系形成群体网络，通过人际间的交互传播进行信息扩散与反馈。在该场域中，能够建立关系的社交用户之间具有一定的同质化特征，更容易影响被传者对于地域文化信息的获取、态度与行为，激起被传者吸纳与转发的意愿。被传者更愿意根据个人意识与认知体系、自身社会交际圈，以及对意见领袖的可信度与依赖性来评价、判断所获取的信息内容。因此，社交媒介场域以其开放性及对异质化的宽容，为地域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这一归因与早期自然地理生态空间中的人群种族依靠繁衍、迁徙建构的文化传播形成耦合，也进一步说明社会化媒体实现了现实人际关系的回归。根据“六度空间理论”，社会化媒体进一步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同质化的沟通为地域文化的异质化传播构建了重要的传播路径，其推荐效应的分享式传播与强化效应的关系链传播［2］，使得地域文化信息形成螺旋扩散，提升了科学传播力。

　　多方学者均指出，社会化媒体是具有自组织行为的传播系统，该场域内地域文化传播存在特有的自组织特征、条件、环境和动力学规律［3］。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拥有更广阔、更开放的环境，传播节点间存在较为复杂的交互关系，传播源与被传者自发形成信息的传播、接收和二次传播，社交用户之间形成某种规则，互相协调，自动形成有序结构。同时，社会化媒体场域中的地域文化传播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传播要素之间不再是线性单向传播，传播主客体的边界模糊，使得社交用户群体在进行地域文化传播时，相互作用的自组织行为涌现出宏观层面的复杂变化，构成地域文化的碎片化传播，以及实际传播过程中出现“混沌”的、“宏观无序，微观有序”的现象。在社会化媒体场域中，地域文化信息以一种自组织的流动模式在用户之间实现平等、互助、多向的传播。但流动的信息内容并不仅仅是“普遍的、标准的、去语境化的”，还隐含着各个传播主体、客体以及媒介自身的“生产规则、利益、权力关系”影响下的地域文化传播，即在自组织现象中存在着由社会环境、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公众意识和经济利益驱使等外力因素影响的他组织行为。这些由相关利益群体形成的传播行为，使得地域文化信息内容多极化，并存在文化理解“异化”等潜在的传播风险。

　　社会化媒体中地域文化信息的流动速率与周期等，均可以从传播动机与组织方式的角度，对社交用户传播的内容进行心理和行为归因。作为传播主体的社交用户，其多元化的群体形成了多元的动机诉求，在进行地域文化传播信息内容的编码时，除受到宣传动机、盈利动机、个人成就动机等因素的影响，还夹杂了对时代、社会具体情形的适应以及涵化心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传播行为，包括各种传播视角、传播方式、传播渠道，以及传播中观点的类型、观点的组织方式等，均会影响传播客体的思考。人在信念（beliefs）、态度（attitudes）的形成与修正过程中，动机性因素总是发挥着重要作用［4］，传播客体对于地域文化信息的接收与吸纳，源自于需求、情感、理性等多方心理。传播客体作为传播运动的指向对象，在社会化媒体的地域文化传播中，注意力、意见领袖以及自身的理解也是影响其对信息吸纳与二次传播的关键因素。因此，传播客体对于传播地域文化信息的解码，对于地域文化印象和传播效果的认知，是传播源传播心理与行为的再解构。通过调研发现，社交用户信息的题目越“猎奇”，被点击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交互中越是从他人处得到的主观评估，对传播客体的影响就越大；传播客体的个人认知能力越强，对于信息的接受就越带有批判、审视的态度，也会进一步抑制或促进二次传播的发展。因此，在信息解构行为中，接收内容对传播客体的刺激，传播源对传播客体的人际影响力，以及传播客体自身的认知能力等一系列因素，均会对地域文化传播造成影响。

　　媒介文化传播受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受众呈现分层状态［5］。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需考虑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结构所形成的认同与排他。例如，地理结构的多样性造成文化结构的复杂性，以及民族的历史性与现代特征等，这些因素均使得地域文化信息的接收与吸纳呈现差异性。社会化媒体场域的无限化特性，加速了以上分层因素对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同时极具个人化特征的交互与共享，使得社交用户的个体思想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媒介使用行为与媒介素养差异也对地域文化传播反应的认同和排他形成一定影响。文化是一种价值（信仰）形态［6］，社会化媒体以用户的个体行为为主要传播路径，地域文化的传播是用户自身文化偏好与趣味的综合选择，用户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其信任与关注的倾向，加之个体思想与价值观念，共同连结、制约着其对所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做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社交用户的媒体使用行为与媒介素养，也影响其对于地域文化传播信息的认知，可能带来地域文化的认同与深化，纠正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也可能使认知偏离的差距加大，形成更强烈的文化排他性。

　　新媒体的艺术形态涉及各种新技术、新观念和新媒介，包括影像、动画、游戏、装置、虚拟现实、网络交互、数码摄影以及数字音乐等形式，其触角不断延伸到其他领域进行融合，成为反映社会生存体验和认知方式的新兴文化载体。

　　新媒体艺术被认为是以有意义的方式运用媒体新技术的当代艺术，它综合了最新的艺术理念、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具有很强的未确定性和实验性。新媒体艺术的互动性、开放性、包容性与动态性，是对所谓“旧”媒体的艺术思维、观念意义、功能价值和审美特征的扩展或者颠覆。

　　新媒体艺术的技术特征可以概括为数值化、模块化、自动化、流体化、编码化和智能化，它是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产物。新媒体技术当下在硬件、软件、平台、传输手段、数字成像等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依托各种新媒介和传播技术手段的创意与观念，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新媒体艺术形式。新兴媒体介质的不断发展，例如网络、手机、智能硬件、互动感应装置、可穿戴设备等，刺激并推动了数字艺术创作的新形式。愈加突破了人们对艺术审美的传统认知模式，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官体验和开放的互动参与模式。

　　数字化呈现、交互式过程和沉浸性体验是新媒体艺术的主要审美特征。新媒体数字科技使艺术家可以综合采用声音、色彩、文字、图形、影像以及特效来体现人类的情绪和思想，带来艺术造型语汇的创新。而瞬时远程传播和实时交互参与的方式也改变了艺术存在的传统模式。新媒体艺术具有的娱乐性、商业性、数字性、艺术性、虚拟性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