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123-6666

　　j9九游裴宜理：研究中国如此复杂如此迷人在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有一个特殊的身世：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皆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时局变化而离开中国。她后来打趣说，也许她一出生便与“”二字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她终生对中国抱有兴趣。“没有，我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我自己对中国一直很好奇，而且想知道为什么发生，又给中国带来什么后果。”

　　裴宜理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左翼运动汹涌澎湃的全球“”浪潮中度过的，这更坚定了她未来的学术志向。中国的大门打开之后，她成为第一批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近现代民众反抗与底层，横跨学与历史学领域，著述丰厚并屡获大奖，《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裴宜理先后执教于亚利桑那大学、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政府系。除了教学工作，裴宜理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她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她曾出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自2008年起，她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为中国研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学生和学者。我们的采访就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墙上悬挂的标志着这个近百年学术机构重要时刻的黑白照片，散发出一种幽深的历史感。

　　“自从我成为社长后，我一半时间是在哈佛燕京学社，另一半时间是在哈佛当教授。”裴宜理现在仍活跃在教学一线点半，是她开放给学生的时间。每个学生要提前预约她的时间，简洁地阐明自己的问题，得知她给了我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后，她的学生都表示很羡慕我能有这样“奢侈”的机会。

　　裴宜理性格爽朗、快人快语，接受采访过程中不时爆发出大笑，即便在回忆起家族曲折经历时陷入黯然之色，但马上会略过这种情绪。

　　中国这一百多年发生太多太大的变化，这或许正是吸引研究中国的学家裴宜理的地方。“研究它们的得失成败，令人兴奋而着迷。”

　　从少女时代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跟随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国，无论在机场还是码头，移民官打开她的护照之后，总是有如上一段对话。

　　“我会说，我出生的时候它还不是红色的，只是有点粉而已。”半个多世纪后，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里回忆往事，忍不住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转而，她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是的，我父母都生活在中国的多事之秋；没有，我也很可能在中国长大，所以，我们家确实与中国有割不断的联系。”

　　裴宜理出生于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家庭，父母都是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传教士。她父亲查尔斯·佩里——裴宜理很晚的时候才得知父亲中文名是潘学思——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过中文和日文，对东亚情有独钟。1931年，潘学思远渡重洋，到达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书。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国圣公会主办，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潘学思特地去了一趟东北，“他还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记，讲述他在满洲里的旅行经历。他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潘学思在中国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凯瑞（注：中文名为孔凯利）。他们后来都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有意思的是，裴宜理小时候从未听到父母用中文交流，“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

　　裴宜理的父母是在1937年夏天结婚的。因为潘学思长期对日本文化也很感兴趣，他选择了去日本度蜜月。“他们在度蜜月时，听到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消息，但不敢确认，于是去了东京的美国大使馆询问传闻是否属实。大使馆工作人员也许是不想承担责任，没有告诉他们，只是说：不，现在中国没问题，你们回中国吧！于是他们按原计划，从长崎登上了回上海的船。”

　　裴宜理说，父亲年轻时喜欢水上运动，对船的性能很了解。他们的船离开日本港口不久，父亲便敏感地意识到有些地方不太对劲。他对妻子说：“奇怪，为什么船的吃水线这么低？”他跑到底舱去探询究竟，结果发现下面坐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

　　很显然，裴宜理父母当年见到的这些士兵，就是淞沪会战打响之后从日本增援而来的兵团——他们无意之间成了历史的见证人。这些与他们同船的士兵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侵华战争中，成为残暴机器中的一环。而等待这对蜜月旅行归来的年轻夫妻的，是被战火燃烧的上海。“母亲后来回忆，当船进入上海时，她已经闻到那种到处都是死人的味道，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父母回到他们在圣约翰大学的居所，发现他们结婚的小教堂已经被日军袭击，家里也被洗劫，所有的结婚礼物全部都日本士兵偷走。

　　迫于时局，母亲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离开上海回到美国暂避一段时间，父亲则选择留守在圣约翰大学。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师除了已经回国的，其余都被关进集中营，其中就有裴宜理的父亲。直到两年后美日政府交换在押人员，他才被释放回美国。祖母到纽约港口接他时，已经认不出瘦骨嶙峋的儿子。但是没过多久，潘学思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国。“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他如愿回到中国，帮助国民政府一起对抗日本人。”

　　1945年，二战结束，母亲也回到中国。对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他们在中国一段短暂的安宁时光——1948年9月，出生在上海的裴宜理便是这段生活的结晶。

　　1949年，已到决定性时刻，“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先离开了中国，而父亲再一次想留下来。”几个月后，局势更加动荡。潘学思无奈之下告别了他断断续续生活了18年的国家。

　　回到美国后，潘学思回到他曾经就读的大学教了几年书，但遥远的东方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1951年，他们举家搬到东京，潘学思在圣公会创办的日本立教大学教书。

　　1959年感恩节的晚上，全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吃饭，庆祝美国的传统节日。突然，他们听到院子里的狗不断地叫。父亲出去查看，没想到一场意外不期而至。

　　“两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喝醉了闯进来，他们都练过空手道……只用了几分钟，就把我父亲打死了……并不是有计划来袭击我父亲的，他们当时完全处于醉酒状态，也不知道我父亲是谁。”

　　父亲死后，母亲用她对世界的理解来处理这桩悲剧——尽管她的处理方式或许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她非但没有要求重判那两个日本学生，反而为他们求情。结果是，其中一个被释放，另一个被判刑，而在他服刑期间，母亲不但经常去探望，还去法院为他争取减刑，那个年轻人只关了两三年就恢复了自由。

　　民众活动，是她后来的学术兴趣及学术方向之一。而她对此最初的感性认识，即来自于早期的日本经历。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每逢“五一劳动节”，日本党和日本社会党都会组织劳工活动。那一天，裴宜理的父亲正巧经过，者见到这位美国人，开始敲他的车窗玻璃，汽车被人群团团围住……父亲回家后，家人发现车窗玻璃几乎全部碎掉，而震惊中的父亲几乎在发抖。平静下来后，父亲尝试着向女儿解释什么是“五一劳动节”、那些人在什么……这让小小的裴宜理对民众这种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60年6月11日，近600万日本人走上街头新版日美安保条约，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被近20万日本群众包围。在这庞大的人群里，就有12岁的裴宜理。她特地逃学，走上街头，参加到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队伍里。在裴宜理的理解中，这个活动的实质并非“反美”而是支持和平，“人们似乎很高兴有一个美国小孩子参加。”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群众运动”，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群众运动的力量——时任美驻日大使哈格蒂乘坐的防弹轿车也被群众包围，大使本人不得不从后门溜进大使馆；预定6月19日访问日本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无限期推迟访问。

　　孩童时期的裴宜理也好奇地观察到，在一些活动中，民众的表达方式与庆祝宗教节日的仪式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在日本的宗教节日中——与中国类似，人们会抬着轿子参加，轿子里坐着一个神，然后以一种蛇舞的形式到处走动。“我很喜欢这种仪式，所以我经常参加我们附近的日本民间节日。我对日本的感兴趣的部分原因也来自这种民间仪式。”

　　这个早期经验，后来变成她观察活动的一个独特视角。比如，她在对中国发源地之一江西安源的调查中就发现，李立三是如何智慧地利用传统的手法，来达到动员工人参加的目的：在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李立三组织了一场工人。“队伍当中，有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一般来说，地方上的这种庆典，轿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间宗教中的神，但是这一次，轿子里面是一尊马克思像。”这个细节就被裴宜理用来解剖国家动员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1965年，16岁的裴宜理进入威廉·史密斯学院（William Smith College）就读。她迅速置身于另一个汹涌澎湃的环境中。裴宜理后来自己总结说：“虽然我对民众的直觉兴趣来自于日本的经历，但我的左翼思想更多地来自于大学时代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她在大学里非常活跃，参加过帆船俱乐部、戏剧俱乐部、俱乐部……但“”是她更持久的兴趣和更投入的关怀。她还记得和大学同学们一起搭乘巴士去华盛顿，在五角大楼前参加越战的。

　　也是在这段时间，她与她出生的中国之间那种看似微弱的联系，又以某种方式变得强烈起来。威廉·史密斯学院规模不大，但有一个“思想学习小组”，裴宜理是其中一员，她和同学们一道学习思想，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她开始下决心学习中文。

　　但她所在的大学没有中文课，她只能借助图书馆的录音机和几盘磁带开始自学中文。她问学校，是否可以凭借自修中文而获得学分。学校回答：我们没有中文课，怎么评估你的学习程度从而给你学分？裴宜理不甘轻易放弃，跟校方提出：“如果我自学到一定程度，我可以找康奈尔的一位教授来测试我。如果通过，我可以得到学分吗？”学校只好同意。

　　裴宜理后来联系上了康奈尔大学的一位教授，对方说：你先通过磁带和语言书自学三个月，然后到康奈尔来接受我的测试。三个月后，裴宜理顺利通过了考试。有意思的是，她后来到台北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台北的中文老师是在北京长大的，她很奇怪这位美国学生的口音，有一次忍不住问：“你的口音是从哪儿来的？你在美国的老师是东北人吗？”“我否认，我想说我的老师是‘录音机’不是东北人，但那时我不知道怎么说‘录音机’这个词！”回忆此事，裴宜理乐不可支。

　　“裴宜理”这个中文名字就是在台北学习时取的。很久以后，有一次她查看父亲的书，看到上面的中文图章，才发现父亲的中文名字是“潘学思”。“所以我应该姓潘而不是裴”，说起这件事，裴宜理流露出一丝遗憾之情。

　　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学博士学位时，裴宜理最初的想法是把中国的“文化大”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但遭到一位指导教授的反对。老师认为时机尚不成熟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她转而下决心用与当时流行观点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去探索中国的起源问题。

　　“如何理解农民，这是一个被许多关注农民问题的各科学者所忽略的问题。”她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农民以的面目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这一事实，推动了许多试图解释农民叛乱原因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学家都对这个重要问题提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

　　此时的裴宜理已经流露了自己的“学术野心”：她决定通过对一个地区的研究来考察者与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计划必须集中在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必须既有农民的传统，又是1949年前党的基地。她把这个地区选在淮北。淮北还曾是著名的白莲教活动中心，这一松散的民间宗教组织曾在该地区发动过多次叛乱。

　　当时中国的大门仍是紧锁的，像其他学者一样，她当时的选择是赴台北故宫博物院看档案，期间也穿插着去日本，在东京的图书馆做资料收集工作。

　　“我当时是那么年轻而天真，完全不知道这个选题的难度——不然我绝不会蠢到选择这个方向做论文。”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虽然她幸运地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包括同在那里做研究的几位美国历史学家给了她很多建议，密歇根大学另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也细心地告诉她明清各种档案的位置，但是，“我完全不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是如此分散，它们的类型如此不同。”

　　另一个障碍是语言。虽然读研究生的时候，她系统学习了两年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但她从来没有像那几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家那样，接受过专门的阅读清代文献的训练。所以当她第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清朝档案的时候，几乎被绝望的心情击垮：“我永远无法读懂这些档案！”导师在回信里以不容退缩的口气说：“你得完全做原始档案的研究，而且得看所有的东西。”裴宜理也知道，导师不懂文言文，对阅读梳理明清档案的难度毫无概念，但她还是听从了他的建议。这下没了退路。她发现真正投入进去后，竟然完全有能力阅读那些档案。“我们当年在台北几乎可以看到你所知道的所有原始档案。比如，你可以拿着两广总督给咸丰写的奏折，上面有咸丰皇帝的批示‘知道了’。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档案内容再晦涩也无关紧要了。”

　　靠着扎扎实实的工作，裴宜理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1980年，以论文为基础的专著《华北的叛乱者与者》在斯坦福大学出版。这部专著被视为海外中国研究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作。裴宜理将自己的第一本书献给父母，“没有他们，我就不会从事中国研究。”

　　“你是在中国出生的？”每次回到美国，入关时的盘问一度让裴宜理感觉自己是一个“二等美国人”。这个场景直到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总统访华那年——之后才发生了突变。裴宜理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她从日本旅行回来，入关美国时，像往常一样，移民局官员打开护照，不出意料地问了这一句，裴宜理照例予以肯定的回答。

　　“我在等待下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出生在红色中国？但没想到，这一次对方的反应是：‘噢，真了不起！那你会说中文吗？’我说：‘是的，我会说一点。’他说：‘我们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那是我第一次为我出生于中国这件事感到高兴。”

　　中美关系解冻后，美中关系协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开始陆陆续续派代表团访问中国，每个团都挑选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陪同，以帮助成员们理解中国。1979年6月，裴宜理被选中参加美国的大城市市长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和杭州等城市，亲眼看到了长城、故宫、西湖……她兴奋无比。“我每天早早起床，去公园和当地老百姓交谈，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另一方面，她又觉得她所看到的中国，不是之前充满浪漫想象的那个中国。裴宜理还去上海找到了他们当年在圣约翰大学的老房子，拍了很多校园的照片，带回美国给母亲看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不出意外，母亲在格外震惊之余也格外伤心。

　　几个月后，裴宜理再次来到中国，这一次她的身份是访问学者，获得了在华学习一年的机会——她也是第一批被允许进入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的外国学者之一，与她同时来中国的学者还有周锡瑞和黄宗智，后来都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她也经历了计划经济下的“票证年代”，“我们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但在热潮的背后，她渐渐发现了另一个侧面。比如，作为外国人，她可以坐软卧，普通中国人享受不到；对外营业的餐馆非常少，但像她这样的“访问学者”可以在餐馆的特别区域享受“特供”，普通中国人享受不到，也支付不起。1980年春天，在学蔡少卿教授的陪同下，裴宜理第一次去安徽调查，在涡阳与蒙城的实地探访，让她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有了更为切身的感受。

　　有一年，裴宜理来上海开会时遇到了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张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碰巧是她父亲当年的学生。见面后，他们互相介绍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听到裴宜理下一本书的工作计划之后，张仲礼打趣说：“你是上海人——我很多年前就看到爸在校园里抱着你的样子。为什么不写上海的故事？”

　　在张仲礼的建议下，自1990年代起，裴宜理的研究目光从遥远的淮北农村转向世界大都会上海，研究重点也从农民问题研究变为工人运动研究。她完成了专著《上海：中国工人研究》，在这本书里，她也用不少笔墨写了杜月笙、黄金荣这些我们并不陌生的人物，挖掘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所扮演的一些真实的角色。这本书获得了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美国历史评论》评价她兼具“社会科学家对秩序的热爱”与“历史学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在写这本书时，裴宜理对涉及的劳工阶层做了详尽的调查和分析，其中也包括英美烟草公司。快要结束这本书时，她突然意识到，英美烟草公司在浦东的工厂，就是父亲当年被关押的集中营。“我没想到，我所研究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与我自己家族的历史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我后来在《上海》英文版序言里的第一句话写道：‘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实际上，无论是早期对农民的兴趣，还是后来转向对城市工人运动的研究，那些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始终是裴宜理关注的大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在接受采访时，提过这样一个细节：2007年，裴宜理当选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不能忘记这些大题目，不能忘记如何来理解中国这个大转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周锡瑞后来将自己的一本专著送给裴宜理，请她提意见。裴宜理回信给他，再一次说：“我们应该多思考中国的大问题。”——这其实既是裴宜理对同时代做中国研究的学者的期待，也是她对自己时时刻刻的告诫。

　　除了学术研究，裴宜理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活动。1999年，到哈佛大学不久，裴宜理即出任海外中国学研究重镇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的主任。在她名字之前，是费正清、史华慈、孔飞力、傅高义等一系列著名学者；自2008年起，裴宜理又成为另一个分量颇重的学术机构的掌门人——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作为最著名的中西学术交流机构之一，哈佛燕京自1928年创立以来已经历了七任社长，从叶理绥、赖肖尔到杜维明等，每一任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裴宜理在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裴宜理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这在西方的中国研究学界也许有点“非主流”。所以她当选后面对记者的采访，也有感而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专门研究中国的只有区区十几人。这几年，研究中国的人又多了起来，、‘’、‘’、抗日战争……都成了热门。”她打趣说：“否则，像我这种研究冷僻课题的家伙估计成不了哈佛燕京的新社长！”

　　中美大门打开、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之后，商业和经济上的复兴与繁荣或许是最显性最直接的成果。但裴宜理感受更多的，是它在知识与学术交流上产生的巨大意义。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从大清帝国时期到中华时期、再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太多太大的变化，这或许正是吸引裴宜理研究中国的地方，“它们是如此复杂，又是如此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