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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9九游基于CiteSpace的县级融媒体中心知识图谱分析及研究趋势2018年以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新闻业务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通过对近6年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后发现：发文数量从勃兴期转入深度话题沉淀期；出现一批代表性作者和成果，前期研究成果较丰富，而转入治理空间的研究以及指向“高质量发展”的成果相对较少；研究议题泛化，从“如何建好”向“建强用好”转变，且议题随着社会与媒介变迁出现新方向；研究方法从思辨研究为中心转向大量实证和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将从如何解决“立身之困”、如何实现“突破边界”、如何思考“站位”三个方向出发，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建强和用好。

　　2018年8月，习总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1]，这是首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关于“县级媒体”的发展与建设问题，一场关于传统媒介纵深融合的基层实践就此拉开序幕。6年间，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1）第一阶段顶层推进成效显著，建成数量激增，大批（区）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成立，截至2022年8月18日，2585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运行[2]。（2）在各地积极探索下，县级媒体在媒体转型发展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凸显，涌现出一批如尤溪模式、长兴模式等典型案例。（3）大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短缺，内容生产力有限，经营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据传媒研究头部新媒体平台“传媒茶话会”统计数据，在全国已经建成的县级融媒体中，2023年营收破亿的仅有 10 家，占比不到 1%。综上，县级融媒体中心现实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诉求，都决定了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议题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此，笔者将以过往六年有关县级融媒体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作为研究对象，辅助使用CiteSpace计量文献分析工具，对知网收录的县级融媒体研究相关的392篇核心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分析，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现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学术研究热点图景如何？2.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的方向和重心是什么？

　　县级媒体融合发展的讨论沿袭了新闻传播界热门议题“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尼葛洛庞帝于 1978 年提出。而国内2002年开始初步关注该话题，较早在这一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有蔡雯、彭兰、许颖、高钢、陈绚等，他们分别从“美国媒体融合”的国际视野[3]、“数字媒体内容管理体系建设”的国内数字媒体融合建设视角[4]、“互动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整合、大融合三个层次的媒介融合”路径[5]等视角展开研究。国内媒体融合研究线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层面重大战略部署提振媒体融合实践大潮，从中央到地方，各新闻单位积极探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理念、制度、技术、平台、经营、内容、人才等诸多方面的融合，“新型主流媒体”“中央厨房”等概念被广泛提及。从国际到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融合各类延伸话题的热议，加深了各界对“融合”概念的理解，这为县（区）域级媒体前期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学术思路和发展指导思路。

　　因此，2018年县级融媒体建设议题被引爆后，其学术研究思路受到媒体融合议题研究的影响，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发展路径：1.0阶段集中关注县级融媒体中心自身建设的方向，有关中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梳理（陈国权等）、前期实践探索中出现的常见模式（李彪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朱垚颖等）以及建设发展策略思考（朱春阳等）等是核心议题；2.0阶段转向“治理”，该阶段关注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一方面，县级融媒体在发展思路上出现变化，“如何衔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如何承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关键”的说法被广泛提及，县级融媒体的“属性”被强化[6]，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基层治理创新显现新思路，、社会以及新闻传播等不同学科研究议题跨界交融。但综合来看，有关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建设”的前期研究代表成果较为丰富，而转入治理空间的研究以及指向“高质量发展”的代表性成果相对较少；3.0阶段的“深度智慧化”[7]时期，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关研究议题则跟互联网发展最新话题产生更多结合。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县域级媒体相较于中央、省级媒体存在独特的在地化属性，因此不少学者打开思路，议题研究更加丰富。如周逵、黄典林回到历史纵深处，从1949年以来中国基层传播制度的安排出发，到 1983 年“四级办台”体制确立再到县域融媒体改革之前县级媒体迷失与转型[8]，通过对基层媒体的考古，思索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议题。县级媒体传播力建设的意义和文化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在实践层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与国家现代化治理战略的要求存在一定落差，因此有必要对现阶段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发展的相关学术研究进行一次纵深梳理，为进一步的学术发展提供思路。

　　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主要关键词展开检索，数据检索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以CSSCI、北核等为限定内容来源条件，共检索到文献607篇。第二步进行数据清洗，人工剔除存在重复收录、主题不符、作者不明等问题的文章，再排除掉会议摘要、综述性文献、新闻报道、书评类样本，最终确认有效样本392篇文献。

　　本研究主要使用CiteSpace软件（一款基于Java环境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对从知网搜集的392篇样本文献进行计量分析，试图呈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关键热点、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发展基本路径，形成对该研究领域演化脉络的客观分析和发展趋势探测。

　　2018年，在国家顶层设计推动下，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为抓手的县域媒体融合发展及学术研究迎来关键转折。笔者以“县级融媒体中心”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检索发现，搜集的文献多达3570篇。其中核心期刊综合发文数量达392篇，2018年17篇、2019年81篇、2020年102篇、2021年79篇、2022年69篇、2023年44篇（见图1）。整体来看，无论是发文的数量，还是核心类期刊的视觉聚焦程度，都体现出学界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课题研究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

　　此外，从细化时间分布来看：（1）2019—2020年为快速广泛讨论勃兴期。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挂牌高峰期迎来话题研究的第一波，该阶段被不少学者称为县域媒体融合1.0时期，不少该领域研究的代表性作品都集中在这一阶段较早的时期；（2）2021—2023年为深度话题沉淀期。该阶段研究文献数量出现明显回潮，热度较1.0时期似乎相对减弱，但这并不是因为其议题过时，丧失了研究的意义，相反，随着议题范畴扩大，与社会治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智能传播等话题相关联，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进入高质量发展探索的2.0、3.0进阶之路，相关研究话题出现更加多元和泛化的走向，发文数量平稳。因此，相较于传统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研究，县级融媒体中心因为其独特的功能属性，话题外延极其丰富，研究热度不减。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议题研究中，通过对关键作者的梳理发现了一些典型代表学者（见图2）。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黄楚新，6年间共发表相关学术论文16篇，其研究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关注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现状的实践案例梳理，在2021至2023年，连续3年发表年度发展报告，聚焦于整体现状观察研究；二是研究呈现明显阶段转向，从前期关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发展到后期关注县域级融媒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等的纵深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黄楚新及其团队自2022年开始关注典型个案扎根研究，如2022年对福建省尤溪县的个案研究（见图3）、2023年对云南省7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地调研等，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的进阶，也符合整体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此外，卢剑锋、朱春阳、陈国权等发表文章数量均为5篇及以上，也属于高产学者。

　　相较于其他选题，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相关议题的学术研究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作者机构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学界与业界并进发展，且业内人士高度参与的特征。在392篇核心期刊文献样本中，116篇的作者为业内人士或由部分业内人士主创，占比约达30%，不少业内作者是来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线实践者，其论文以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一手的数据加上一线的思考，其文本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学者和业界交叉，也代表了在类似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中学者试图解决学术研究一定程度上脱离实践发展实际这一问题的弥合性尝试。

　　通过样本文献梳理发现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议题在研究方法上，前期思辨性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后期随着业内实践深化、典型案例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扎根新闻建设实践一线，大量的扎根研究和实证研究开始增多，学术研究方法经历了从思辨探索向实证考察的转变。

　　通过分析样本文献关键词，可以更直观地把握议题研究分布热点。笔者利用CiteSpace软件提取文献样本关键词，绘制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4），由图谱分析可得，“县级融媒体中心”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他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县级融媒体”“社会治理”“媒体融合”“融媒体中心”“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创新”等。

　　结合图4，并辅之关键词聚类时间线），本文将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研究主题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图5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指向“如何建好”的媒介逻辑方向研究。“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融合”等关键词属性接近，代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高热维度，指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本身的研究，包括县级融媒体建设意义、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内容生产、品牌构建等“为何建设”“发展如何”“如何建好”的问题，这一类研究成果丰富，既有宏观的发展讨论，如《县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路径探索》等文献，又有针对某一项问题的深度探讨，如《城市区级融媒体建设的制度困境与创新路径——基于 G 市的实证考察》关注“制度”层面探讨，《基础设施的互嵌：技术怎样赋能县级融媒体中心》注重“技术”发展路径研究，《县级融媒体中心新闻记者队伍建设与新优势塑造》关注“人才”路径研究，以及新近的研究开始关注县级融媒体品牌路径的思考等等。

　　2.指向“如何用好”的治理逻辑方向研究。“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关键词属性接近，代表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另外一个维度的热点，指向“媒体+新闻政务商务服务”等全方位研究。这一维度上，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县域级媒体的“治理”与“服务”功能，跳脱了传统媒体融合语境下的“新型主流媒体”构建的思考范式，从关注“如何建好”向“如何用好”转变。在县级融媒体中心“治理”视角中，又包含了常态化和非常态化的治理议题。非常态化议题如#3“社会治理”下的“疫情防控”，其背景是由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的暴发，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抓手的功能认知得到强化[9]，也有学者将其研究思路进一步扩大到基层媒体融合传播在重大突发公众事件中的思考。而常态化治理视角下议题范畴更加多元：#1“县级融媒体” 下的交叉议题“公共服务”，主要研究“媒体+政务、商务、服务”等面向基层和经济发展的多重路径。#7 “基层治理”下的交叉议题“民族地区”，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为改善我国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机遇[10]。#9“基层社会治理”下的“乡村文化振兴”议题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下的重要热点，这与国家宏观政策背景相契合，因此该议题研究较为丰富。

　　3.指向“建强用好”的文化逻辑方向研究。这类研究以乡村振兴等议题为主。这方面的研究稍逊于前两个核心热点，总体研究文本数量较少。一方面有学者将文化逻辑与媒介逻辑、逻辑并行，将其“三位一体”融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思考，认为县级融媒体的在地性优势使其在理解县域文化传统、融通县域文化共感、统合县域文化社群、以文化凝聚民心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11]；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文化议题方向的研究于2023年开始崭露头角，如《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方式与路径》《再入场：县级融媒体实践与流迁青年的地方感建构》等文献均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独特的乡村文化传播、建构与再造。

　　4.指向“创新发展”的变迁方向研究。有学者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历了从1.0到3.0的进阶之路[12]，在新型智能传播背景下，应当关注其“创新发展”的突破，因此随着社会发展，媒介环境变迁产生的创新议题也构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的热点方向。如图4显示，“创新”“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等关键词被较多提及，但这些提法也并不新鲜，无法彰显该议题研究的新走向。为更好地展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的变迁与创新j9九游会真人游戏第一品牌，笔者绘制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年研究热点升级，“定位升级”“高质量发展”“互动战略”“县域网红化”“在地传播”等提法被引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议题。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入“深融合”“深水区”的阶段，其生产、运营理念不能停留在“新瓶装旧酒”的模式，需要实现“颠覆性创新”[13]。如贾蓓、郇安妮提出用县级融媒体中心打造“网红县”的思路；谭天提出粉丝文化、网红经济是新传播形态下的产物，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可以加以利用[14]。社会性话题、媒介传播介质等变迁都为县级融媒创新发展提供了跨界结合的思路。

　　四、总结与展望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热已持续6年，从宏观讨论到微观思考、从整体思辨到个案扎根、从媒介治理到文化多视角外延等，丰富面向的学术讨论是否意味着研究空间挖掘殆尽？其实不然。直到现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和发展的困境依然存在。笔者在与业内人士和参与业内实践的学生交流中发现，一提及“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话题，经常会得到诸如“一堆的问题”这样的答案，甚至有学生到一些县级融媒体平台实习后反馈不想再去工作。这样的声音虽然失之偏颇，但反映出了县级融媒体存在的现实问题。现通过对过往六年该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梳理，提出有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和意义毋庸置疑，但不少县级融媒体中心依然存在立身之困，“如何建设”依然是一个大问题。

　　1.定位从“大而全”走向“特而精”。在自上而下的政策强力推动下，各地出现了“一窝蜂”办融媒体的情况，从融合主体、融合技术、融合渠道、融合关系、融合功能等方面展开了面向全国的新闻革新实践，县级融媒体因此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模式，譬如从建设主体来看，就包含全省部署模式、市域联动模式、县级探索模式三种，也有一些特色县级融媒体品牌脱颖而出。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先期布局的完成，后续功能外延，建设中除了解决信息传播力效能构建的问题，还引入社会服务的职能定位，越来越多的县级融媒体突破媒体边界，探索“媒体+新闻政务商务服务文化”的全方位功能定位。笔者认为，目前不少学者在研究中谈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存在的人才困境、技术困境、经营模式困境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大而全”的发展愿景与县级媒体平台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值得思考的是，随着时代、政策热潮的褪去，县级融媒体的发展能否保持持久性动力。笔者在梳理学术研究热点图景中发现，较少有人从理论层面关注“媒体+”的全方位发展的愿景与县级融媒体平台本身资源不完全匹配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的存在，本质就是很多现实问题存在的根本。目前，有一些关注典型融媒体中心案例研究的文献，开始从特色和品牌建设的角度思考县级融媒体发展问题，笔者认为，未来县级融媒体中心研究应关注实现第二次转换思维，以解决自身品牌确立的问题为导向，从前期“大而全”的发展路径走向“特而精”的发展思考。

　　2.强化在地化媒体属性，解决地方的新闻荒漠问题。“新闻荒漠”是指地方媒体关停致使本地居民缺失新闻公品的现象。[15]这一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愈加凸显。如2020年6月，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胡斯曼新闻与媒体学院研究团队发布的一份关注地方新闻和地方媒体命运的新报告显示，美国目前没有任何形式原创报道的社区已经接近 2000 个，这些社区就是“新闻荒漠”，没有针对地方学校质量、传染病传播等等问题的报道。反观国内，也存在不少地方性媒体内容同质化、去公共化、泛娱乐化等问题。笔者在文献梳理中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讨论过于强调“外延”，反而导致了“内核”的忽视，即媒体本身的属性。为重新建构内容品牌力，地方媒体通过深耕本地社区，抓住网络融合的契机，重新建构与本土公众的深度连接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而这也会带来公众对本地文化和身份的认同[16]。笔者认为，未来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应关注在地化新闻媒介属性，强化在地化属性研究，以解决区域性品牌之困。

　　近年来，国家提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县级媒体经过以搭建技术平台和重构采编流程为主的融合实践后，逐步转向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纵深融合[17]。在这一背景下，学界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治理”的视角，有学者提出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中，不同于中央及省级融媒体中心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建设的话语体系，其“媒介属性”让位于“社会治理属性”的功能定位，县级融媒体的发展也不只是解决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而应实现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双功能的融合[18]，当下，这似乎已成为某种共识。一方面，这一提法确实丰富了县级融媒体中心议题研究的外延性，在这一外延空间将县域融媒体发展与公共服务、传播、乡村振兴、社区建设、区域品牌打造与经济发展等议题跨界交融，实现了“媒体+”，但目前在“治理”视角下，学术研究缺少系统化和规模化，思辨性研究较多，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有限，每一项单一视角深入程度不够，主要原因在于这类视角的学科交叉性对研究者要求较高，且过度发散导致聚焦困难。未来研究在拓展议题多元性的同时，还应注意进一步拓展“治理”视角研究的深度性和现实指导性，增强跨学科视野，真正落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对“突破边界”的渴望，立足县治经验和县级媒体制度的使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加强对乡村振兴、文化复兴等话题的深层关注。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县级媒体的“跨界”话题研究，譬如县级融媒体能否推动区域方言文化传承等，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工具化”属性。

　　20世纪的“四级办台”体制下的县级媒体，其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规模不大的地方真的需要自己的媒体吗？那么新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时移世易，两种政策发展的时代背景已然不同。当下，基于数字技术构造出的“网络社会”覆盖全球，地方舆情往往可以通过互联网在最短时间内快速发酵成全国的网络舆情事件，因此在时代和媒介技术环境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在于将其纳入中国当下实践，其建设问题不是单纯的媒体面向、社会面向、文化面向的问题，而是强化面向的研究。学者张诚、朱天提出以“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为方位坐标的县级融媒体中心极大可能发起一场宣传思想工作的 “底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将舆情消化在本地”[19]。这一视角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某种印证，譬如诸暨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社会治理感知参与的作用，扮演了信息传播者、引导者、民声回答者的角色[20]。这一实践是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倒逼，那么，如何打造常态化的“治国理政新平台”？如何将执政党的意志、理念、政策下沉到基层，最大程度地实现政府与群众“心连心”？如何基于建设性视角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这一系列指向县级融媒体中心“站位”的思考都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而这也更好地契合了该政策推动的立意。

　　综上所述，县级融媒体中心过往学术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一定数和量的突破，为县级融媒体发展提供了对策和思路，但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的鸿沟依然存在。为此，笔者立足学术过往研究知识图谱，提出未来可以从如何解决“立身之困”、如何实现“突破边界”、如何思考“站位”三个问题出发，探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3.0阶段，以期为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习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2018-08-22.

　　[3] 蔡雯.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J].中国记者,2005(09).

　　[4] 彭兰.关于数字媒体内容管理体系建立原则的思考[J]. 国际新闻界,2007(11).

　　[5] 许颖.互动·整合·大融合——媒体融合的三个层次[J]. 国际新闻界, 2006(07).

　　[6] 滕朋.社会治理、传播空间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路径[J]. 当代传播, 2019(02).

　　[8] 周逵,黄典林.从大喇叭、四级办台到县级融媒体中心——中国基层媒体制度建构的历史分析[J]. 新闻记者,2020(06).

　　[9] 张家源,铁铮,杨涛.从疫情防控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J]. 传媒, 2021(12).

　　[10] 郑亮,冯旭宏.县级融媒体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以新疆库车为例[J]. 中国出版,2020(16).

　　[11] 陈守湖.媒介·文化·——县级融媒体运行机制的三重逻辑[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1).

　　[13] 张寅,施亚军.流程再造与颠覆性创新——安吉县融媒体中心新型建设路径探析[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3(06).

　　[14] 谭天.突破边界 重新出发——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3.0的路径[J]. 媒体融合新观察,2023(06).

　　[15] 杨奇光,王诗涵.数字时代新闻公共性的困境:“新闻荒漠”及其危机重思[J]. 全球传媒学刊,2022(05).

　　[16] 王天定,黎明.区域影响力、地方认同与地方媒体重建[J]. 青年记者,2021(01).

　　[17] 关琮严,李彬.嵌入基层:县级媒体融合实践的治理转向及优化策略[J]. 出版广角, 2020(19).

　　[18] 栾轶玫.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 “双融合”[J]. 视听界,2018(05).

　　[19] 张诚,朱天.从“集成媒体的新机构” 到“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方位坐标及其功能逻辑再思考[J].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02).

　　[20] 倪钰.地方疫情防控中县级融媒体角色探析——以诸暨市融媒体中心的融合报道为例[J]. 中国报业,2023(08).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出版业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创新与路径转型研究”（22CXW004）。